但是，對於放棄攻擊，我們兩個都不會後悔。

不妨反過來設想一下。如果您跟著我，痛痛快快地把他們罵倒了，世上多了兩個機智的攻擊者而少了兩個純粹的文化人，我們會滿意嗎？我想，我們反而會後悔。

其實我們並不需要勝利。只希望有一天，新的“曾遠風”又要當街追打新的“徐扶明”時，中國的民眾和傳媒不再像過去和現在這樣，一起助威吶喊。

僅此而已。

但是，僅僅做到這一點，也還需要長時間的啟蒙。

也許會有這一天，但對我來說，華髮已生，暮霧已沉，好像等不到了。

與徐扶明先生說完話，當然就躲不過近在咫尺的曾遠風了。其實我也不想躲，很想與他交談一番。但估計，他也只會聽，不會說。

從哪兒開口呢？與他這樣的人談話，我一時還拿不定方向。

曾遠風，在年齡上你是我的前輩。你告發徐扶明先生“攻擊樣板戲”的時候，我才十九歲；徐扶明先生終於平反，而你又轉身成為“文革”的批判者時，我已經三十三歲；你向我告發那個姓沙的左派編劇時，我四十一歲；你向全國媒體告發我為一個流亡人士的後輩寫序言時，我四十三歲；你參與那幾個“啃餘族”對我的圍攻時，我五十六歲；你突然以“異議分子”的身份向外國人告發中國的很多人和很多事時，我五十九歲。

在這個漫長的過程中，你一定還實施了很多很多我不知道的告發，請原諒我掛一漏萬了。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你以不尋常的方式陪伴了我大半輩子。

親人的陪伴增加了我的脆弱，你的陪伴增加了我的堅強。因此，你對我相當重要。

你早年讀過中文系，後來的身份，是“編劇”、“編輯”、“雜文作家”。你讓我想到十幾年來一直在誹謗我的那幾個“啃餘族”與你一樣，清一色出自於中文系，都曾經染指文學創作，卻又文思枯窘而改寫批判文章和告發信。有趣的是，當年你向我告發的那個左派編劇，後來也走了一條與你相同的路：藉由文藝玩政治，天天傷害無辜者。

說遠一點，你曾經效忠過的“***”裡邊，也有三個人是文藝出身。如此一想我就霍然貫通，原來你們把文藝創作中的虛構、想象、誇張、煽情全都用到了真實社會的人事上了。你們把偽造當作了情節，把狂想當作了浪漫，把謾罵當作了朗誦，把謠言當作了臺詞，把圍攻當作了排演。只可憐了廣大無知的觀眾，居然弄假成真。

我剛剛在與徐扶明先生談話的時候曾說到，很多淺薄的民眾特別容易追隨像你這樣不斷地從政治、道德、名譽上攻擊他人的人，使你們經常“金袍披身，從者如雲”。現在我要加一句，這些民眾最值得同情之處，不是追隨你們，而是不知道你們全在扮演。

近幾年，你們這幫人都齊刷刷地扮演起了“異議分子”，開始改說“民主”、“人權”、“自由”之類的臺詞。這，實在太搞笑了。這些美好的社會課題，不正是我們一直在奮鬥的目標嗎，怎麼一轉眼被你們搶了過去？你們又在“盜版”了。盜版畢竟不是正版，同樣這幾個概念，從你們嘴裡說出來全都變了味道，成了反諷。

先說“民主”。這個概念你們在文章中天天高喊，前面還隱藏著一個“大”字，誘騙民眾進行大誣陷、大批鬥、大傷害。其實你們內心是害怕廣大民眾的，例如你們最嫉恨我的書連續暢銷二十年，其實就是嫉恨廣大讀者的“閱讀民主”。為此我不禁要笑問：敢不敢進行幾次民意測驗，讓廣大民眾在你們和我之間做一個選擇？不敢了吧，還“民主”！

還有“人權”。這麼多年，你們用大量骯髒的謠言傷害了我的名譽權，傷害了我妻子的工作權，傷害了我父親的生存權，所有這些人，都沒有一官半職。難道，這都不是“人權”？

再說“自由”。你們用集中誣陷的手段侵犯了我的寫作自由、聲辯自由、居住自由，但是憑著媒體的起鬨、法律的放任、官方的漠然，從來不必支付任何代價，不必做任何道歉。我想問，古今中外幾千年，還有什麼人比你們更“自由”？還有什麼人比你們更需要還給他人以“自由”？

你聽得出來，這是反問，不求回答。真正的問題也有一個，存在心底很久了，還是說出來吧：那麼多年，你們這批人難道從來都沒有擔心過法律的追訴？你們難道就能斷定，中國的法律一直會像過去那樣偏袒你們？

對於這個問題，你也不必回答。既然你老人家已經來到這裡，不說法律也罷。我只希望你還是認真地看一看你的對面，那兒有一位與你同齡的老人，因為被你誣告而入獄多年。平反之後，他燒掉了你的罪證，沒有說過你一句重話，而你卻沒有投過去一個抱歉的眼神。我現在終於明白，一種冥冥之中的力量把你們兩人安排得那麼近，可能是別有深意。

如果有一個人，我從來沒有見過卻特別想與他說話，這個人就是餘頤賢先生。

直到此刻我仍然不知道他究竟是一個什麼人，心目中只是一團迷霧、一堆疑問。隱約間似乎有一股妖氣，但也可能是仙氣，似遠似近。越是這樣就越是好奇，我要騰空心境，去面對這位姓餘的老人。我不知道他以前習慣講什麼方言，餘姚的，慈溪的，紹興的，寧波的，還是杭州的？想來想去，今天我還是與他講童年時的鄉下話吧，那種語調，立即就能帶出故鄉的山水。那裡，在我出生之前，就已經是餘頤賢先生長期出沒的地方。

餘頤賢先生，我沒有見過您，不知道您是什麼樣子的。在想象中，您是一個黑衣人。頭上還戴著一頂黑氈帽，帽簷壓得低低的，別人很難看到您的眼睛，您卻能看到別人。

您的名字，在家鄉各村所有餘姓同胞中顯得特別斯文，一定有一點文化背景，但是鄉親們誰也說不清。您的名聲不好，我從小就知道您是盜墓人，鄉親們叫“掘墳光棍”。他們又把你的名字叫成“夜仙”，那是根據諧音讀錯了。但這麼一叫，他們就把吳石嶺、大廟嶺的夜晚，一半交給了虎狼，一半交給了您。

不好的名聲也有好處，那就是讓您獲得了安靜。盜墓，只要不去觸碰各個時期當紅大人物家的祖墳，就很難成為一個政治話題。因此，你在國共內戰和後來的一次次政治運動中都安然無恙。人們有興趣把一個名聲很好的人一點點搞髒，名聲越大越有興趣，卻沒有興趣去對付一個名聲不好的人。這就像，一塊白布太乾淨、太晃眼了，大家總要爭著投汙，即使後來風雨把它沖洗乾淨了，大家也要接著投；而您從頭就是一塊黑布，不會有人來關注您。

您在黑乎乎的夜晚好像也動過我曾外祖父的墓，這使我家前輩對您的印象就更壞了。印象的改變，是您在另一個黑乎乎的夜晚給媽媽辦的識字班送了課本。這事看起來不大，但對好幾個鄉村卻是雪中送炭。那幾個鄉村當時正要從長久矇昧中站立起來，您伸手扶了一把。

有了這件事，我開始相信鄉間有關您的一些正面傳聞。例如，我小時候曾聽鄰居大嬸說，那個篤公終於在我們村找到已經瘋了的女友，是您引的路。而且，您還把自己的一間房子讓給他住。這是真的嗎？更重要的是，我聽李龍說，有一次吳石嶺山洪暴發，一個預先挖通的渠口把水引走了，救了山下好幾戶人家。一個柴夫告訴李龍，這個渠口是您花了半個月時間一鍬鍬挖通的。這就是說，您在無聲無息的遊蕩間，也做了無聲無息的大好事，可能還不止一件。這是真的嗎？

我沒有期待您的回答，卻發現您有了動靜。您看著我，輕輕地像咳嗽一樣清了一下喉嚨，似乎要講話，但跟著而來的是低啞的笑聲。笑聲很短，轉瞬即逝，這讓我很興奮，因為我有可能與您交談了，就像我與餘鴻文先生。

我多麼想引出您的話來，但您對我來說太陌生，很難找到具體話由，因此只能說得抽象一點。

我說：“天下萬物轉眼都走向了對面，連給它們定位都是徒勞。很多人和很多事，可能在對面和反面更容易找到。”

說到這裡我停了下來，等您。很奇怪，您的目光已經不再看我，而是看著遠處，看著天。

我決定換一種語言方式。像少數民族對歌，像古代詩人對聯，先丟擲上一句，來勾出對方的下一句。

我根據您的行跡，說了一句：“最美麗的月色，總是出自荒蕪的山谷。”

終於聽到了您的聲音，您說：“最厚重的文物，總是出自無字的曠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