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提到的正電子發現，便是趙忠堯院士當年留學時取得的成果。

當時趙忠堯在加州理工學院讀書，師從該校校長、諾貝爾獎獲得者密立根教授。

在一次實驗過程中。

趙忠堯發現了硬γ射線在透過重物質時，會產生的反常吸收和特殊輻射。

於是他將這一重大發現寫成兩篇論文，在1930年5月、10月先後公開發表。

這實際上是正負電子對的產生和湮滅過程的最早實驗證據，最終被盧瑟福完善，諾獎也由此頒佈給了盧瑟福。

另一個反超子則是王淦昌在毛熊時取得的貢獻，而且發現的時間就在兩年前。

當時王淦昌與杜布納聯合原子核研究所共同署名的那篇論文，還是由古茲密特本人經手的呢。

也不知道是不是自知理虧。

在聽到約翰的這番話後。

古茲密特便立刻輕咳一聲，語氣不由得放緩了些許：

“約翰先生，我之前的話確實有些衝動了，我承認華夏在粒子物理方面確實有一些優秀甚至頂尖的人才。”

“但是.這篇論文可不僅僅出自華夏人之手那麼簡單，更關鍵的是它寄出來的地址——這可是東方的那個國家！”

“所有人都知道那個國家缺乏讓理論物理人才施展才華的土壤，據我所知，當初那些回華夏的留學生裡，有不少人都轉職做起了應用物理研究的工作。”

“他們沒有外文期刊參考、與國際成果之間存在著深厚的壁壘，更關鍵的是沒有實驗裝置進行研究.”

說到這裡。

古茲密特忍不住朝約翰攤了攤手，搖著頭道：

“約翰先生，你告訴我他們怎麼討論出的底層模型？”

說實話。

古茲密特並不是那種極端敵視或者歧視東方人的科學家。

雖然他參與了曼哈頓計劃，但自身其實是個標準的反戰與和平主義者。

當年趙忠堯在海對面留學的時候，古茲密特便與他有了不錯的交情。

後來趙忠堯留在海對面收集核武器資料，古茲密特還為他做過擔保人支付了20000美刀的擔保費用——那時候古茲密特的月薪也才1200美刀呢。

另外古茲密特在西北大學短暫擔任教授的時間裡，還收了兩位華夏留學生。

二人回國的時候他還送了些資料，雖然那些資料最後被角樓給扣回去了，但這事兒和古茲密特沒啥關係。

他之所以會脫口而出那句‘不可能’，實質原因還是在於他所說的邏輯：

他很清楚華夏本土百廢待興，並沒有適合理論物理發展的土壤。

就像鯨魚。

這種海中霸主級別的生物一旦到了岸上，無論它在海里有多麼無敵，最終的結局都必然是擱淺而死。

如今華夏的那些科學家也是如此。

趙忠堯、王淦昌、陸光達、錢五師這些人的能力是很強，但他們在華夏本土不可能有發揮的空間。

據古茲密特所知。

當年回國的那些留學生裡最少有50%的人改變了方向，從理論學家轉職成了應用物理學家，為他們的祖國設計導彈、計算機等各種應用裝置。

所以要是論文作者是在海對面工作學習的華夏人所作，他多少還會有些期待。

但來自華夏本土的論文

不過令古茲密特再次一愣的是。

站在他對面的約翰依舊沒有露出任何理虧的表情，而是繼續笑了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