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系統的銅器鑄造技術都非常高超，有著十分精美的紋樣，尤其是銘文。

商系統的青銅器主要有兩種銘文，一是用來表示族屬的族徽文字，二是用天干來表示的日名。

這一片墓地出土的青銅器中，共有十多種族徽文字。

其中“戶”出現最多，共有三件，故發掘者認為墓主即為戶氏。

當然，此說也不確定。

這兩座墓葬中出土的族徽文字種類過多，張懋鎔先生曾提出周人不用日名、族徽，故以其確定墓主身份似有不妥。

周系統的銅器鑄造比較粗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簋。

西周的簋器底很薄，紋樣模糊，與商代銅器完全不同，具有很高的辨識度。

此外，3號墓中還出土了鑾鈴、當盧等車馬器。

而這些都是在西周時期才開始出現的，當屬周系統銅器。

此外，這兩個墓葬中均隨葬有一個高領袋足鬲，這是典型的姜炎文化因素。

關於這片墓地的年代和族屬問題，其年代為西周初年，墓主應為當時的姜戎首領。

在此基礎上，還有兩個關鍵問題。

在商周考古的報告中常有商周之際、商末周初、商代晚期、西周早期等年代表述，是由於商周交替的界限難以判別導致的。

就文獻記載來說，商周交替的標誌，是武王滅商這一歷史事件。

但這個分界點，透過考古學是很難確定的。

因為王朝更替是一個瞬時的歷史事件，而考古學文化卻無法在短時間內發生明顯變化。

這片墓地的年代，就處在這樣一個時間節點上。

因此僅靠墓葬出土的考古材料，是無法確定其具體年代的。

考古學的年代問題，分為器物的年代、遺蹟單位的年代，以及考古學文化的年代三個方面。

所以，千萬不能簡單地從器物的年代，來判斷遺址單位乃至整個考古學文化的年代。

要解決這片墓地的年代問題，必須結合考古材料和文獻兩條線索。

這一點要先從陶器入手，先前看到那件陶壎的時候，陳文哲就知道，這一片古墓之中，肯定出土過大批陶器。

也不知道是攤主的先人們不重視陶器，或者是百年下來都處理了，反正他是沒有在照片之中看到多少。

當然，一些好的東西，就算是陶器，也會被重視，所以影集之中或多或少的有幾件陶器。

這一點跟唐宋之後的情況不同，唐宋之前的瓷器都不太行，陶器又太容易壞，不容易儲存。

所以，唐宋之前的陶瓷作品，留存到現在的比較少。

當然，這是相比後世瓷器來說的。

所以，影集之中一些特殊的器型，還是有的。

比如之前的陶壎，還有一些陶製的鬲、鼎、簋等等。

除此之外最多的反而是製作青銅器使用的陶範，這些東西堆積在一起，也被髮掘了出來。

陳文哲翻出一件出土的高領袋足鬲，就是袋足鬲譜系中最晚出現的一類。

其在關中地區有著大量分佈，從寶雞到長安一帶，存在若干墓例。

如鳳翔南指揮西村M42、岐山賀家M1、長安豐西毛紡廠M1等。

這些墓葬均帶有壁龕和周系統的乳釘紋簋，年代集中在商代後期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