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

明麗的陽光照射在“五月花”公寓樓前的大草坪上。這是我們來美國以後每天都有的好日子。我們同往常一樣在樹陰下坐了一會，便走到小河邊去。愛荷華河流水淙淙，微風吹過，遠處有人吟唱。我心中不禁漾起美麗的遐想：下午不是要到安娜家去嗎？這裡的主人曾說那裡是一個非常幽靜美妙的莊園。“安娜，安娜！”是哪個安娜呢？是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的安娜呢？還是契訶夫的《吊在脖子上的安娜》的安娜呢？“安娜”是一個多麼可愛的名字，而且又是多麼引人思索的名字呵！

聶華苓（“國際寫作中心”的負責人）告訴我：安娜的丈夫是一個有名的有錢的大出版家。是保羅·安格爾（華苓的丈夫）的朋友，每年要向“國際寫作中心”捐贈一筆款項。可惜前年逝世了。他死以後，安娜繼承了他的財產，仍然住在原先的宅院裡，仍舊每年給“國際寫作中心”捐款，仍舊每年招待一次參加“國際寫作中心”的外國作家們去家裡做客。今年她旅遊去了一趟中國，瞻仰了中國首都北京的建築；在西安，十分欣賞那裡秦墓出土的文物石人石馬；又遊覽了風景如畫的西湖。回美國後，見人就述說她奇妙的旅行。今年聽說愛荷華又來了中國作家，還有女作家，她興奮地籌辦著，等待著這一天的到來。她那冷寂的莊園又將有一次花團錦簇熱鬧非凡的晚宴。這大概是一年中最有生氣的一個晚上！安娜在盼著。我心中也漾起一片熱烘烘的幻景，我也在等著，今晚該是一個如何迷人的晚上呵！

傍晚前，“寫作中心”的大車停在一條僻靜的、路邊一溜粉牆的兩扇木門前了。來自二十多個國家、地區的三十多位作家，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興致勃勃走下車來，站在有點像中國式的矮塌塌的原色的大木門前。我們隨著聶華苓夫婦走進大門。門的兩邊似乎有小房間，可是繞過一道屏風，眼前出現一間寬闊的金碧輝煌的客廳。客人們目不暇接，一時不知從哪裡欣賞起。一個年約六十的老婦人，微笑地望著大家。聶華苓把來客一一向她介紹。她依次的與人握手，說一兩句客套話。當我握著她的手時，感到很柔軟，她眉毛飛揚，笑得更歡了。她說她剛從中國回來不久，中國真美麗；她歡迎我，很高興看到我。我仔細打量她。她是純粹的白種人，白面板，藍眼睛，黃頭髮中滲了許多白的。唇膏塗得很紅，穿一件白色繡花襯衫，著一條紅色的褲子，腳蹬半高跟涼皮鞋。樣子很文靜，但也掩蓋不住她的興奮。在她瘦瘦的身材後邊，還有兩三個稍微顯得有點胖的老太太，這些是她的好朋友。通廚房的門口，站著一群系著白圍裙的姑娘和著潔白襯衫的小夥子。她們用好奇的眼光打量著湧進來的客人們。

客人們，那些來自東歐、西歐、東亞、西亞、南亞、南美的作家們，一下就散滿屋子，有的在欣賞壁上的古典油畫，超現實主義的、現代派的……各種流派的畫。有的在瀏覽櫥櫃中的貴重瓷器、陶器、銅器、銀器……有愛斯基摩人的，有印度的，有墨西哥的，也有中國的以及西歐的。別的藝術品，我不能鑑別它的好壞，只是其中有一幅中國的喜鵲鬧梅的貝雕，使我很慚愧，因為那實在是一件有一點俗氣的工藝品。自然，這裡不是真正的畫廊，也不是美術博物館。這裡只是在美國隨處可以碰到的、時興的、大同小異、擁擠不堪、雅緻與庸俗並存的擺設，是迭更斯小說中的老古玩店。隨主人的足跡所至，視金銀的多寡與鑑賞力的高低而作出各種表現。屋子裡坐滿了人，站滿了人，發出各種讚揚。女主人公總是含笑隨著人的讚揚而點首，她十分欣賞這一群有才氣的天之驕子。多可愛的一群作家！這些來自世界各個角落的有名望的優秀人物，才是她最滿意的在她的屋子裡活動著的藝術珍品。她覺得他們每個人都漂亮無比，她的臉上從胭脂中透出了新紅。

她的那幾位女朋友，也都是好人，殷勤地幫助她周旋，向客人們介紹她為人的和善、好客，講她的尊貴、富有、慷慨，也講她的旅遊，她幾乎到過半個世界。她的丈夫認識許多作家，在這間客廳裡曾經招待過不少名流：法官、律師、經紀人、掮客、作家、畫家、音樂家……但像這樣多世界聞名的外國作家，卻是難得。她的丈夫很早就認識保羅·安格爾，並且支援他的事業，每年都要舉行這樣一次精彩的酒會，招待保羅的客人。她們這幾個要好的女朋友，也是每年來幫忙，這成了神聖職務。她們能同客人們一道參加這樣一次酒會就很滿意了。那群穿白圍裙白襯衣的年輕人，是主人臨時僱來的，是要付錢的，大約每人每個鐘頭得付五六元錢。他們穿梭似的給客人們端茶送水，冰鎮的檸檬汁、紅的白的葡萄酒、威士忌、白蘭地，各種飲料盪漾在玻璃杯中。“乾杯！”“祝你健康！”“祝你好運氣！”“乾杯！”多麼醉人呵！

客套話說完了。我同幾個年輕客人便走出客廳。咿！原來好天下卻在這裡呵！像氈子似的綠草坪，比“五月花”公寓前的草坪好多了的草坪，從臺階下一直鋪到遠處，參天大樹環繞著。呵！這就叫莊園呵！大約有七八畝地的草坪綠樹，陽光從濃陰中橫射過來，樹葉也好，草坪也好，都像塗了一層油似的那麼發光。我們在這裡散步，好像第一次見到這樣寧靜而闊大的園子，好像第一次呼吸到這樣新鮮的空氣。那幾間水晶宮似的廳堂，靜靜地為兩棵大樹掩護著。我心中忽然發問：“她一個人要這麼大的園子幹什麼？一個人就長年關在那水晶宮裡麼？”適才微笑著的和氣的女主人公忽然在我眼前閃出孤單寂寞的影子。據說安娜就是獨自一個人住在這裡邊。她有一個兒子，同他的妻子一起住在附近另一棟屋子裡，這幾天不在家，出外打獵去了。她已經六十多歲了，自己處理生活家務。每天有一個用人來替她收拾房間、打掃衛生。家裡裝有電話，需要什麼，打一個電話別人就會給她送來，即使是往紐約打電話，什麼貴重東西也能按時郵寄來的。房屋四周的門窗都裝有警鈴，壞人不易闖入。美國的科學發達，警鈴造得非常敏感；美國的警務工作，也做得很周密準確，警鈴一響，不需三分鐘警車就能迅速趕到出事地點。因此安娜老太太一人住在這裡，還是很安全的。這裡確像世外桃源，神仙洞府，而安娜的生活只有比神仙還舒適。她悶了時，可以開啟電視機，靠在沙發上欣賞那紅塵中凡人的享受。那裡有音樂、舞蹈、誘人的“迪斯科”（disco），有香豔的故事，戀愛，性慾，還有陰謀和兇殺，更多的是新式的汽車、各種美容的香膏香水和各色蛋糕點心的廣告，男女老少都在那裡吃得津津有味。但安娜有時也很厭倦這種生活，於是她就出國旅遊，她從這個美好的籠子裡飛出去一會，透透新鮮空氣。她和臨時組成的一群伴侶往返西方和東方。她對每一座山，每一條河，每一座古建築，每一件歷史文物都是傾心的愛。她蒐羅一些美術珍品，把它帶回家陳設展覽，朝夕把玩。過去，她丈夫在世的時候，她就這樣生活，她丈夫死後，她更是這樣生活。安娜！安娜！多可愛的人呵！

夕陽西下了，莊園裡一片朦朧暮色，有的人在這裡散步，也有人在這裡悄悄談情說愛。廳堂裡各式古色古香的檯燈都亮了。透過玻璃望去，真彷彿是天上。晚宴開始了。客人圍在一張長桌旁取菜。紅紅綠綠擺滿了一大桌。西紅柿、洋蔥、青椒、胡蘿蔔、美國特產的芥蘭菜，洗得乾乾淨淨，陳列在這桌上，還有好吃的沙拉、鮮酪、果醬……還有雞塊，是用奶燴的。雞在美國是最便宜的，也算最不好吃的肉食。但賓主都不在意，只全被這種富貴豪華的氣氛沉醉了。主人輪流和各國來賓寒喧，隨便說幾句笑話，或無任何意思的閒話，總之，她已經認識他們了。客人喝了酒，更隨便了，熟人找熟人，互相祝賀，碰杯。安娜的臉更紅潤了，眼神卻顯得有些遲滯了。看著主人高興，我好像得到許多安慰，靜靜地看著他們。

北京舞蹈學校的我國民族舞專家許淑英同志推辭不過，舞著扇子為賓主作席間表演。這時安娜坐到我旁邊來，迷人似的對我說：“我在中國看過中國舞，真是高尚的藝術呵！”她和大家一齊鼓掌，再三歡迎。這酒會將拖延到什麼時候呢？

十點鐘了，因為回公寓得有兩個鐘頭的路程，客人們只得依依不捨地向主人告別。安娜又站在客廳門口微笑著，依次和客人握手。當許淑英走在她面前時，她想擁抱她卻沒有伸出手來，只是痴痴地望著她。我趕忙去拉著她的手，覺得她的手很涼。她又顯得高興了，像從夢中醒過來似的說了句什麼，大意是很高興見到你。我就混在人群中離別了她，走出那扇中國式的原色木門。

夜涼如水，汽車在閃閃的燈光中往回去的路上急馳，人們大概都感到疲乏了。我還在想那間水晶宮的屋子現在該怎樣了。一陣熱鬧之後，該更顯得空廓、冷寂吧？現在安娜在做什麼呢？她在回憶她美麗的一生，還是沉湎在剛剛逝去的非凡的酒會？在她稱心如意的一生裡，她究竟喜歡什麼？她還需要什麼，想些什麼呢？她是快樂的呢？還是不快樂的呢？……

第二天，我們又準備作一次新的旅行，到近郊一個農民家去作客。這也是我急於想接觸和了解的。我們正要出發的時候，華苓來電話，說她不能同我們一道去了，因為她要準備花圈，下午去參加一個朋友的悼別儀式。她告訴我們一個壞訊息：昨天夜晚，大約是十一點鐘光景，她們的朋友安娜穿著長長的睡衣，一個人坐在客廳裡的沙發上逝世了；今天一早，那個去打掃的用人進門時才發現的。她看見滿屋子的燈都還燦爛地照著，只有安娜一個人靜靜地靠在那裡。她兒子從打獵地點趕了回來，決定下午舉行殯禮。電話就是這樣簡單。

愛荷華的秋天，總是陽光明麗，風和日暖，我們幾十個人又興致勃勃地坐在一部大汽車裡。汽車在高速公路上急駛，疏落的精緻的小舍，一閃即過，發黃了的莊稼地，一望無垠，田園風景畫般的愛荷華給了我們多麼好的印象，它滋潤著我們疲勞了的心神。我們迎著清涼的微風，享受著無憂的平穩的生活。可是，伴著車輪滾滾，腦子中回漾出無數思緒。安娜，安娜的一生，昨天，昨天的旋風似的生活，都是一幅幅色彩繽紛的長的畫卷。我該怎樣去理解、觀察和想象呢？現在除了一片悵惘，我還有什麼可說的呢？

1981年12月 寄自美國衣阿華

曼哈頓街頭夜景

去年十一月四日，我到了紐約，這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傍晚，我住進了曼哈頓區的一家旅館，地處紐約最繁華的市區。夜晚，我漫步在銀行、公司、商店、事務所密聚的街頭。高樓聳立夜空，像陡峻的山峰，牆壁是透明的玻璃，好像水晶宮。五顏六色的街燈閃閃爍爍，遠遠近近，高高低低，時隱時現，走在路上，就像浮游在佈滿繁星的天空。汽車如風如龍，飛馳而過，車上的尾燈，似無數條紅色絲帶不斷地向遠方引伸。這邊，明亮的櫥窗裡，陳列著鋥亮的金銀餐具，紅的瑪瑙，青翠的碧玉，金剛鑽在耀眼，古銅器也在誘人。那邊，是巍峨的宮殿，門口站著穿制服的警士，美麗的花簾在窗後掩映。人行道上，走著不同膚色的人群，服裝形形色色，打扮五花八門，都那樣來去匆匆。這些人從哪裡來？到哪裡去？他們走在通衢大道，卻似在險峻的山路上爬行，步步泥濘。曼哈頓是大亨們的天下，他們操縱著世界股票的升降，有些人可以榮華富貴，更多的人逃不脫窮愁的命運。是幸福或是眼淚，都系在這交易所裡電子數字的顯示牌上。我徜徉在這熱鬧的街頭四顧，燦爛似錦，似花，但我卻看不出它的美麗。我感到了這裡的複雜，卻不認為有多麼神秘。這裡有一切，這裡沒有我。但又像一切都沒有，惟獨只有我。我走在這裡，卻與這裡遠離。好像我有緣，才走在這裡；但我們之間仍是缺少一絲緣分，我在這裡只是一個偶然的，匆忙的過客。

看，那街角上坐著一個老人，傴僂著腰，半閉著眼睛，行人如流水在他身邊淌過，閃爍的燈光在他身前掠過。沒有人看他一眼，他也不看任何人，他在聽什麼？他在想什麼？他對周圍是漠然的，行人對他更漠然。他要什麼？好像什麼都不要，只是木然地坐在那裡。他要幹什麼？他什麼也不幹，沒有人需要他乾點什麼，他坐在這熱鬧的街頭，坐在人流中間，他與什麼都無關，與街頭無關，與人無關。但他還活著，是一個活人，坐在這繁華的街頭。他有家嗎？有妻子嗎？有兒女嗎？他一定有過，現在可能都沒有了。他就一個人，他總有一個家，一間房子。他坐在那間小的空空的房子裡，也像夜晚坐在這繁華的街頭一樣，沒有人理他。他獨自一個人，半閉著眼睛傴僂著腰。就這樣坐在街頭吧，讓他來點綴這繁華的街道。總會有一個人望望他，想想他，並由他想到一切。讓他獨自在街頭，在鮮豔的色彩中塗上灰色的一筆。在這裡他比不上一盞街燈，比不上櫥窗裡的一個仿古花瓶，比不上掛在壁上的一幅亂塗的油畫，比不上掠身而過的一身紫色的衣裙，比不上眼上的藍圈，血似的紅唇，更比不上牽在女士們手中的那條小狗。他什麼都不能比，他只在一幅俗氣的風景畫裡留下一筆不顯眼的灰色，和令人思索的一縷冷漠和淒涼。但他可能當過教授，曾經桃李滿天下；他可能是個拳王，一次一次使觀眾激動瘋狂；他可能曾在情場得意，半生風流；他可能在賭場失手，一敗塗地，輸個精光；他也可能曾是億萬富翁，現在卻落得無地自容。他兩眼望地，他究竟在想什麼？是回味那往昔榮華，詛咒今天的滿腹憂愁，還是在追想那如煙似霧的歡樂，重溫那香甜的春夢？老人，你就坐在那裡吧，半閉著眼睛，傴僂著腰，一副木然的樣子，點綴紐約的曼哈頓的繁華的夜景吧。別了，曼哈頓，我實在無心在這裡久留。

1982年9月25日於北京

保羅·安格爾和聶華苓

當我寫上這兩個名字的時候，就有一種親切感湧上心頭。雖然我離開他們已經半年，各自因為生活、工作的忙迫而很少通訊，然而卻是多麼親切的兩個熱情的人的影子總是站在我面前。在美國的時候，我常常想到他們有那麼多的工作、寫作，怎能那麼周到體貼，把時間精力完全放在對人、對朋友上？二十年來他們已經接待了這麼多的外國友人，至今還是無間斷地每年接待故人和結交新友，好像從不厭煩，從不疲倦，他們哪裡來的那麼多的細心、耐心？他們為這項事業耗費了多少寶貴的時間和心血？為的什麼呢？我想他們是自有他們的理想的。

保羅是一個十足的美國人。他的祖宗是德國人，許久以前從德國移民來美洲，因此他賦有那種比較純樸、穩重、紮實的北歐人的性格。但他的作風仍是美國人，是屬於老一代的美國人。他熱情、坦率、正直、平等待人。自然他對共產主義是不感興趣的。他認為“極權”政治總是不好的。但他很喜歡毛**的詩，他們夫婦翻譯了他的詩詞。他對“***”是厭棄的。他也反對還存在於我們社會中的某些封建、官僚主義。但當他遍遊了中國的大江南北和參觀了我們的首都，接觸了我們許多幹部、普通老百姓、作家、藝術家之後，他寫了很多讚美中國、留戀中國的深情的詩篇。

他喜歡中國人，但遇到意見不一致時，他是要爭辯的，不過爭辯之後，還像往常一樣。去年九月間的一個傍晚，我們有一位同志在聶華苓家裡的走廊上同保羅·安格爾聊天。不知怎麼這位同志偶爾談到“美帝國主義侵略者”這個名稱的時候，這位美國人聽不下去了，便說美國是一個崇尚民主的國家，她從來不是侵略者。這位同志也忘記了是同一個美國人說話，很直率地說：“怎麼不是侵略者，朝鮮戰爭不知殺害了多少中國人、朝鮮人……”我馬上感到一場不愉快的爭論要發生了。這時聶華苓卻說：“保羅，我想我們不應該談這些，我們不能換一個題目嗎？”安格爾惘然若失地望著樓外的景色，然後恍然若有所悟，笑了一笑，對聶華苓說了幾句我們聽不懂的英語，便坦然地談別的事情去了。

我們之間一直都談得很投機。他講他的故事給我聽，小時候如何在家裡幫助父親馴馬，他從馬上掉下來，他的父親不打馬，而是打他。他在嚴格的家庭教育中長大，他又如何在貧苦的條件下學文學。他在愛荷華大學是第一個用詩作獲得畢業學位的。他又講了英國的劍橋大學如何給了他助學金，當他啟程去英國時，他的全家才忽然發現了他的才氣，母親一句話也不說，只是埋頭為他擦皮鞋，把他當一個最榮譽的人那樣對待。他講了他學成後曾回到德國一次，家鄉人當然不知道他，只記得關於他老祖父去美洲的往事，並且還記得，可憐的老保羅至今下落不明。

我們的確相處得融洽，而且認為彼此都比較瞭解。但有一次，我們也幾乎爭吵起來。這是在歡送我們的家庭小酒宴上，大約有十來個人，是在我將離開愛荷華的前兩天，在我們兩個人的思想、性格的差異中，留下的一點有趣味的小爭執，也是有趣味的回憶。保羅是美國人，但對他的故土德國，仍是飽含感情的，現在他每年都要安排他的客人們去愛荷華的一個德國移民區的鄉村去看看，在充滿德國情調的地下酒吧間喝酒，在德國飯店吃牛排，在那間毛織品商店買點毛料衣服或毯子，那裡有許多美麗的純毛衣。我們已經去過兩次了，也知道那裡的一點情況。最早來美洲的德國人，是公社的社員，生活在一起，財產也是公共的，後來才逐漸分開，但現在這個賣純毛織品的店鋪，仍是集體公有的。這次保羅又談到他的祖先們的集體生活，我開玩笑說：“那是原始共產主義的生活，讓我們為美國最早的公社社員們乾杯！”也許保羅不願喝這杯酒，卻出於禮貌，勉強陪著我喝了一口。隨即說道：“公社老早就散了，散了以後才逐漸富起來的。原來很窮。”我也不願讓步，便說：“那可能是由於美國的資本主義，小小的原始的共產主義給美國龐大的資本主義吃掉了。”保羅忍不住又說：“現在美國公民的最大多數是中產階級……”看樣子他還要說下去，我有點後悔我不該惹他。這時聶華苓又來解圍了，她說：“保羅，不能再換個題目談話嗎？”於是保羅不再繼續談他的祖先們的生活，而是同我們碰杯，祝我們一路順風。

保羅認為現在國與國之間，常常會因為社會政治制度的不同，彼此隔閡，甚至產生不容易消弭的種種矛盾、衝突、戰爭。但文學藝術是不應該因為這種問題而相互背離，而應該相互交流，並且是可以相通的。後來聶華苓也曾對我說：“我們是用共同語言談不同的思想。”有的人常常因為思想不同，就認為彼此缺乏共同的語言。他們卻認為雖然思想不同，也還是會有共同語言的。文學藝術是超階級的，藝術就是藝術，那裡沒有很多政治、思想等；即使有，也可以只談其中的藝術性。他們夫婦大概就是基於這一點來舉辦國際寫作中心，為世界各地的作家提供交流的機會和園地。

事實上，自然並不那麼簡單，在充滿了政治鬥爭氣氛的世界上，一塵不染是很困難的。因此聶華苓也曾對我們說過這樣的話，他們夫婦只在集中精力，專門寫作的時候才享有無限的愉快。一旦觸及到有關政治關係的事情時，便會不勝其煩了。是的，情況確是這樣的。去年九月，在一次介紹中國現代文學的座談會上，有個旁聽的來自臺灣的中國學生站起來挑釁地質問我們，為什麼要抓人？為什麼抓***？等等。保羅不等我們回答便站起來說：“大陸抓人比臺灣少，是臺灣抓得更多。難道不是這樣嗎？”隔了一會，那個臺灣學生又紅著臉發言，指責保羅以一個美國人，卻偏袒“大陸”，問他有什麼證據這樣說。這時保羅剛剛走出了會場，聶華苓馬上站起來說：“保羅當然有證據這樣說。要提問題，應該當保羅在場的時候，當他的面提。”這時，一個外國作家，大概是希臘人，也站起來說道：“報紙上人人都可以讀到的，陳文成教授在臺灣慘死，不是事實嗎？還要什麼別的證據？”這才堵住了這個臺灣學生的嘴。這樣的事例並不是絕無僅有。埃及總統薩達特被刺殺事件發生後，寫作中心便不得不把原定的報告中東文學的一次座談會取消，因為怕在會場上引起群眾性的衝突。我們參觀農場時，農民向我們訴說，他們一年辛苦，豐收了，可是糧價壓得很低，而且賣不出去，只好喂牲口；農業機械價格貴，又面臨和澳大利亞、紐西蘭等國的競爭；教育經費、社會福利基金減少，老百姓對這些很有意見。保羅是同情的。他自己也對我們說，里根政府繼續賣武器給臺灣是愚蠢的。

我還要說這個美國人有很多地方值得我學習。有一晚，我們在他家裡聊天，已經十一點了。聽到門鈴響，保羅去開門，帶進來一個年輕的姑娘，她來這一帶找親戚，天黑了，找不到，就敲門問路。保羅說了一句：“請等一等。”便進屋脫下睡衣，換好衣服出去，開車陪送那位不認識的姑娘找親戚去了。

聶華苓笑著告訴我們說，王蒙前年曾經給保羅做過一個鑑定，說他“出身好，勞動好，群眾關係好”。王蒙說得對，保羅的勞動的確是好的。去年他七十三歲，每天都要把一個或兩個很大的垃圾袋搬到山下去；屋頂漏了，他自己上房；地板壞了，他自己修理；掃院子，剪草坪，把院子裡的枯樹鋸倒，劈開，壘整齊，留到冬天燒壁爐，既有風趣，又可省電。這種自己動手的習慣，不只保羅這樣，我看到的很多美國人都是這樣。美國是一個新興的國家，他們的父輩大多是勞動人民，即使很多人後來富有了，甚至成了政府官員、學者教授，但並不都擺官架子，大多數還是像普通人那樣，很多事情都是自己動手去做。

過去保羅負責國際寫作中心時，聶華苓幫助他，是他的助手。現在聶華苓負責了，保羅是她的顧問，也是她的助手。保羅的美國式的求實精神，影響了聶華苓，而聶華苓的中國式的細膩大方也為國際寫作中心增加了更多聲望。聶華苓雖然入了美國籍，是愛荷華大學的一個教授，但實際是一個非常中國式的中國人，一個講究人情，殷勤能幹、賢惠好客的中國婦女。有時她好像一個幹練的工作人員，一個善於應對的交際家，但實際她還是一個作家。她有作家的敏感，有作家的坦率與熱情。她經過風霜而沒有怪癖，很能隨和而從不盲從。她從事艱難的事業但又很樂觀。她的堅毅的工作精神和爽朗的笑聲，都是非常動人的。

凡是在國外生活的中國人，都很自然地對祖國懷抱著強烈的希望，希望祖國繁榮強盛。但同時也存在著對祖國的不十分了解，有的人因時間、地域、知識等等的原因以及西方自由思想的影響，產生了一些懷疑，特別是由於十年浩劫，“***”的大破壞和某些**反華專家的肆意渲染，使我們在世界一部分人中留下很壞的印象。我們沒有理由要求別人都能完全同我們自己一樣，同我們走過幾十年戰爭歷程的老黨員那樣，理解那深藏在我國各族人民之中的力量和美德，以及共產黨的偉大作用。現在許多外國人，或在外國生活的中國人，都願意同我們親近、友好，增加了解，發展友誼，這已經成為不可逆轉的世界潮流。聶華苓主持的國際文學交流是這個潮流中的一股力量，又推動這個潮流更加前進。儘管她在今後工作中將遇到很多路障，但我相信，他們能夠辨別是非，排除干擾，取得成就。他們的工作，不只博得各國作家、人民的贊同，也得到美國人民和美國政府中有識之士的支援。一九八一年八月間，保羅和聶華苓夫婦獲得美國五十個州的州長透過的國際文學工作獎，就是一個有力的證明。

1982年夏

橄欖球賽

州外的一個大學的球隊要來愛荷華，同愛荷華大學的球隊比賽橄欖球，這是每年都要舉行的州際球賽之一。這個訊息在愛荷華是頭等訊息，已經飛翔好些天了，甚至也驚動了從來對球賽毫不熱心的我。在這場球賽的前幾天，保羅就好幾次興奮地告訴我，已經為我們買好了門票，非請我們去看看不可。他自己年輕時也是橄欖球的愛好者。據我觀察，好像極大部分美國人都是橄欖球迷，都是橄欖球運動的愛好者。比賽當天，從八點鐘開始，我們公寓樓前的大街上，汽車就一輛接著一輛，兩三部車並排從飛機場那個方向駛來，就像幾條巨龍從高坡上安靜地快速地連綿不斷地下滑，經過我們窗下的街道朝一個方向，馳向愛荷華區的大球場。這些球迷有的是從芝加哥，或更遠的地方乘飛機到愛荷華，在機場轉乘汽車來的，也有是從鄰近的那些州的城鄉來的，東南西北，各條路上都有汽車趕來。一早，城市就不安寧了，四面八方，川流不息的汽車，都朝這裡湧來。聽說球場能容納十萬人，就是這個城市人口的兩倍，我還有點懷疑。在北京天安門，有五十萬人或一百萬人集會，我會覺得平常，但在愛荷華這麼一個幽靜、美麗、風景如畫的小城，怎麼能吸引十萬觀眾來參觀球賽呢？然而當我們——保羅、匈牙利作家Gyo

&nlyo夫婦、印度作家Su

il Ga

padhyay夫婦乘汽車將要接近賽球場時，我們相信了。

在賽場的外圍，我們還在車裡就看見車輛擁擠，像波浪一樣向一個方向推進，而且聽到了賽場內傳來的號聲、鼓聲、人聲、真是金鼓齊鳴。這嘈雜轟動的音樂，是在鼓舞運動員們向前、拚搏。賽場四周的馬路停車場，都密密麻麻停滿了汽車，汽車無法開到門口，我們就被迫下車了。我們緊張地跟隨人群走入球場。周圍都是人，我沒有時間顧盼，也來不及細聽，匆匆忙忙從人堆中、人縫中走上了看臺，找到了我們的座位，實際上位子老早被先到的人佔了，不過美國人還是講秩序、講禮貌的，很快給我們騰出一小截地方，我們將就著擠進了人群的行列，勉勉強強坐了下來。球賽已經開始一會了。秋陽下，四面看臺上擠得層層疊疊，萬頭攢動。我的周圍全是紅男綠女，老老少少，個個都用熱情的眼光，集中在球場上。他們一點不注意我們，周圍誰也不管誰，好像忘記了現實世界，只是關注球賽的程序，不斷地叫嘯，揮拳，搖頭，頓腳，嘆氣，哈哈大笑，坐立不安。為了什麼呢？就為了球場中的那個球。可是我極目去看、去找、球在哪裡呢？只看見那些運動員，個個膀粗腰圓，身高體大，都戴著防護面罩，穿著護身盔甲，像古代出徵的勇士。球出現了，一個人撲上去，其餘的人也全撲過去，壓上去，兩隊球員成群的在那裡相撲，爭奪，球不見了，球又忽然從人縫裡飛了出來，人們飛速地散開，朝著球衝去、撲去，人又堆在一塊了，摔了，倒了……於是四周的看臺上喊聲不止，打口哨的，叫罵的，振臂狂呼的，只要有了一個球的勝負，看臺上的啦啦隊，球場四周的鼓樂隊，鼓號齊鳴，歡聲四起。這樣熱鬧的場面，一會又重複一次，一次比一次強烈，狂熱。我目不轉睛地盯著賽場和那群奔跑拼搶的彪形大漢，我怎樣也看不清那球的起落，聽不清混為一體的人潮轟鳴，我只覺得自己像滄海一粟，在海濤衝擊下，追波逐浪，一任沉浮。人海在奔騰，人山在崩裂，我好像離他們很遠，不瞭解他們，不明白周圍發生的一切。我痴痴地看看我周圍的這個那個。匈牙利的女作家安娜（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