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年秋天，在閒談時，哈里·索爾茲伯裡對我說：“寫完長征後，中國的改革又吸引了我，我要再寫一本《新長征》，你對我這個計劃有什麼建議沒有？”

我說：“希望你除去看先進典型，最好看一下最最普通的中國農村——代表多數農民生活水平的農村。中國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生活在農村裡。”

他說：“你有沒有更具體的建議？比如看哪裡的農村？”

我說：“比如山東，是我的家鄉，幾個世紀以來生產水平都沒多少提高。只是近幾年才有了變化，或者說才開始變化。”

“你能為我作嚮導嗎？如果我去山東。”

我說：“我一定陪你去。”

就這麼談定了。他把這個計劃告訴了接待他的單位，那單位也很支援。去年春天我在四川見到他，他就又問我：“可以決定過些天和我去山東嗎？”

我說：“可以。”

五月初，由接待單位轉來的一個電話，說他正在南方採訪，打算幾天後去山東；但我若不能去他就不去。我立即答應去山東與他會合。接待單位也很高興我能配合他們的工作。不料中間出了岔頭：山東有個單位的幹部，傳下令來，叫鄧友梅自己去山東省某單位彙報陪同計劃。並且說明鄧友梅在山東的交通和住處等，一切由他自己解決。還說：“他要去德州、平原不行，那裡不開放。我們招待外賓，誰都來插一手還行嗎？”

中國作家協會與索爾茲伯裡有工作交往。我個人對索也很尊敬。幫助這麼一位對中國友好的作家完成寫作計劃，是我應盡的義務。我放棄自己手頭工作去陪他，是個人作了犧牲的，並非認為和洋人拉拉關係就可以光宗耀祖，插一手分點好處。既如此，我只好通知出版總署轉告索爾茲伯裡：我沒工夫去山東了，請替我表示歉意。

我以為此事就此結束了。可是過了些天，山東直接來了電話，問我：“你什麼時候到山東與索爾茲伯裡會面？”我說：“我已經決定不去了。”對方說：“我姓徐，剛剛接辦這件事。以前的事我實在不知道。如果有什麼地方不合適，我表示道歉，希望你還是來……”

這位同志很誠懇也很友好。我只好再次改變計劃，動身去德州，等候索爾茲伯裡。並沒打聽對我宣佈不開放的地區，怎麼對他又開放了。

5月17日哈里森·索爾茲伯裡穿了條舊牛仔褲，長袖衫，胸口上戴著心臟起搏器，白髮白鬍須上落了一層黃土，精神抖擻地來到德州。我想，如果沒有徐同志這個電話，我會失約。但是對這位年逾八十，走完了長征舊路兩萬五千裡後，又熱心關注中國新長征的好朋友失約，將使我自疚一輩子。為此我感謝徐同志。

索爾茲伯裡一見面就擁抱我說：“好極了，我知道你會來！”並沒說由於他的堅持我才能來到。

這晚上德州地區負責人準備了簡單的地方風味的飯菜：香椿芽、高樁饅頭。他吃得津津有味，談得也很有興致，他在飯桌上談話也向來要記筆記。他問：“你們這裡計劃生育搞得怎麼樣？真實行了一對夫妻一個孩子嗎？”地委書記馬中才說：“沒達到。現在在農村只能作到第一個生下後，幾年之內不要生第二個，最多不準超過兩個。城市裡，幹部、知識分子大多數作到了一對夫妻只生一個。”索爾茲伯裡說：“是的，我在農村看到常有人身邊帶著三兩個孩子。那麼入學率呢？有多少孩子能堅持學完全部小學課程？”馬中才說：“各個區縣情況不一樣。但山東這地方有重視文化教育的習慣，特別是近兩年富裕些了，大多數農民堅持叫孩子入學。平均百分之九十五可以堅持學完小學和初中。這幾年本地考上大學的學生，在全省各地區中比例是較高的。”他還說了些具體數字。飯後索爾茲伯裡對我說，這地方講話比較老實。不久前他去過南方一個地方，那地方有位負責人說，他們那裡完成計劃生育的百分之百，入學率百分之百，堅持學完小學中學的也是百分之百。索爾茲伯裡聽了就不再往下問。他告訴我：“他們講的可比***先生講的樂觀多了！”

我和索爾茲伯裡住隔壁。當晚聽到他的打字機又響到深夜。我和他有過幾次較長時間相處，很知道他的習慣：採訪一天不管多累，當夜一定把筆記下的材料整理完，列印清楚。我很想提請他注意身體，但這話不能說，因為美國人不願你總叫他注意自己的年齡和健康。另外我對自己的觀點是否正確也沒把握。按一部分中國人的看法，他該算功成名就，生活無慮了。到了這把年紀，大可以養養花遛遛鳥，講究點養生之道，安度晚年。他卻帶著心臟起搏器滿世界奔波，每天工作不下十幾個小時。他沒說過自己要為什麼主義奮鬥終生，也沒提倡過“毫不利己專門利人”；他卻把物質享受實在看得很淡，自奉簡約，至今手中提的還是二次大戰中在列寧格勒用的那臺舊式打字機。而把全部熱情投在為社會付出上。對他來說，人生的價值在於奉獻，工作是最大樂趣。

第二天，5月18日，我們就去平原縣。

我在車上給他作了簡單的介紹。平原縣的名稱來自戰國時期“惠文王封弟勝為平原君”，已有兩千多年曆史，是典型的黃河下游農業區，這裡又是歷代兵家必爭之地。三國時劉備在這兒當過縣長，因為地方太窄，戰事不已，半途從下水道逃走了。唐朝安史之亂，這裡是前沿陣地，顏真卿就當了平原郡守。到了明朝，燕王掃北時，此地被殺得血流成河，十室九空，最後只好從山西往這裡移民。我的祖先就是那時從山西移來的。軍閥混戰時，又成了直皖奉各系拉鋸戰的戰場。而抗日戰爭一開始，日本軍隊就沿津浦線南下佔了這地方。八路軍隨之開來展開游擊戰，這裡又演出多少英勇悲壯的故事。這地方人雖然拼搏掙扎了幾千年，吃飽肚子則是最近幾年才實現的夢想。不過也就是得到了溫飽，不要說和美國比，就是和廣東、煙臺等等地方比，生活水平也相差很遠。你和農民交談一下，會知道他們想些什麼。一切你自己直接去看，去問，我不再多嘴。

9點多鐘我們到了馬腰務村。

這一天馬腰務逢集。集上人山人海，塵土蔽天。趕集的人穿得大部分很整齊，面色健康喜悅。集上商品很多，許多大城市過時的服裝、日用品，在這兒正時興，所以陳列得琳琅滿目。也有幾個時髦青年穿牛仔褲，騎摩托車。藍牛仔褲裡還露出粉紅色棉毛褲來，摩托車上馱著鮮魚活雞和香椿芽、嫩韭菜。女孩子還有挎著籃子穿高跟鞋的。因為街上人太多，我們只好把車停在村政府，步行去村裡。我領他走到村北頭，告訴他日本軍隊就曾在這裡一次槍殺了三四十名抓來修據點的民夫。這個地方原有的居民全被趕走，安下了據點，住了一排日軍和十多種不同的偽軍和偽政權機關。我當時作為八路軍的交通員給被俘的兩個傷員傳信，看到偽軍用燒紅的木柴燙普通老百姓，用子彈打斷他們的肋條，就為了逼他們承認家中藏有槍支，叫他們家人賣房賣地來贖人。

他們儘管兇殘，但又膽小，天一黑便拉起吊橋，鎖上圍子門，龜縮在堡壘裡不出來。所以夜裡的村莊又是八路軍的天下了。我們收集敵軍情報，作抗日宣傳，向據點裡的敵人喊話，甚至把傳單投進圍子裡去。

許多趕集的圍上來看我們。索爾茲伯裡問：“這裡是否很少見到外國人？”

我說：“有史以來大概見過兩次：一次是日本軍隊，一次就是你。不過日本人在這裡決沒見過這麼多笑臉，更沒人向他們招手。”

他聽了大笑，衝鄉親們招手，拍了許多照片。

我說我們在這裡和日本軍隊戰鬥時你正在列寧格勒和希特勒戰鬥，咱們早就是戰友了。他說：“我只是用筆，這裡的老百姓可是用槍啊！值得尊敬的人民！”

我們回到村政府休息，請來幾個村幹部和農民說話。來的人多半很年輕，也有一兩位老人。他們說話很樸實、坦率，給索爾茲伯裡留下了極好的印象。

索爾茲伯裡問：“現在你們一年人均收入有多少？”

年輕的幹部說：“600多元。平均一戶還喂著三口豬、兩頭大牲畜。”

索又問：“十年以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