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3日晚上，張鍥來電話說願堅託他帶話給我，希望能見我一面，張鍥還說他剛從醫院回來，願堅情況不好，怕就是一兩天的事了！

知道願堅病重，已有好久，總是想看他去又不敢去，我怕承受不住這訣別的場面，又不知對他說些什麼，到了這時刻，空泛的安慰還有什麼意思？

這一夜我通宵沒瞌眼，第二天到醫院去的路上，我心情還很沉重，但進了病房，見了願堅，反倒冷靜了些，輕鬆了些，他比我想象的狀態好，很清醒，不沮喪，但很亢奮，一見我就伸出手來說：“友梅，你來了，好，我好像又挺過來了，我看見死亡像一團黑霧，慢慢向我靠近，我咬咬牙把它又推了回去，現在又走出低谷了，看樣能穩定一段時間，我大概三五天就可以出院……”我說：“這就好，你少說話，別累著。”可是他不肯停嘴。我說：“你住嘴，聽我說好嗎？我們認識多少年了？”他說：“45、6年了……”我說：“是的，你好好養著，到50年時我們慶祝一下，把老戰友們都找來。”他高興地笑了，並提起幾個熟人，沒有一點悲慼樣子，我心頭的重壓似乎輕了一點，我想他也許是有意安慰我和在場的家人，也許對自己裝糊塗，不論哪種都比我看到過的一些訣別情景好。

我不願離去，我知道這一走就是永別了，但我不能總呆在那裡，我不走他會說個不停，其實我想叫他多說幾句未必是壞事，可我怕大夫和家人擔心他太疲勞。我向他告別了，走出病房門，在門外站了好久，然後走到院中，又呆立了一陣，我沒怎麼悲哀，我對自己說，願堅能這樣充實地度過一生，把“黨費”和“七根火柴”常留人間，對人對己都交代得過去了，當然是走得早了點，可是這條路大家早晚都是要走的……但是我的淚水還是順著臉頰流下來了，心中怎麼也排解不開一種說不出的空寂清冷。

和願堅初次相識，那年我15歲。

1945年冬或是46年春，山東濱海軍區宣傳隊調到魯南八師去，從新四軍軍部駐地經過，軍部文工團演出話劇《氣壯山河》表示慰問。這是個寫抗日戰爭的戲，我在裡邊演個通訊員，演出結束後他們到後臺來致謝，大人找大人們談，孩子們自然也湊在一塊東拉西扯。一個和我年紀差不多的小宣傳員笑嘻嘻地看了我半天說：“你演得真不錯，我看得都掉淚了，你的國語說得挺好，怎麼學的？”我說：“我在天津出生，在北京住過。”旁邊另一個孩子就向我介紹，這是他們分隊長，叫王願堅，是詩人王希堅的弟弟。我那時正迷著寫詩，對王希堅挺崇拜，能背好幾首他的詩，聽說眼前這位是他的弟弟，我自然格外重視，從此就記住了這個名字，併為他對我表演的誇獎而高興，雖然近年有的朋友把我這“演員出身”當作笑柄，我倒並不因此自慚形穢，回想起那段生活，還是很珍視的。

過了不久，國民黨軍隊向山東解放區發起進攻，抗戰勝利後的短暫和平時期結束了。新四軍軍部文工團派出一個小分隊，到前線去作火線文藝工作，到達魯南前線後，陳毅軍長要我們下到八師部隊去，魯南八師是山東的主力軍，出過安保全、郭繼勝、陳金合、張明等著名的戰鬥英雄，而且鐵道游擊隊的許多人就編在這個師裡。能到那裡去，大家那股高興勁絕不亞於今天有些人拿到出國簽證的情形。雖然那是走向火線，走向危險。可就在我又喊又跳之際，卻又傳來個壞訊息，說是前線危險艱苦，年紀太小去不得，要把我一個人留下來，我聽了後那股沮喪勁也不亞於今天有些人被外國領館拒絕簽證的情形，雖然這是出於愛護。為此我去找領隊戲劇股長丁世賢，就是現在的電影界名人丁嶠，我求他帶我去，他說要去也可以，但必須服從命令聽指揮，我滿口答應下來。他們就帶我到師部，到師部後丁嶠就命令把我寄存在師部宣傳隊，我已作過保證，無價錢可講，只好眼巴巴地看著他們下了團、營，自己到宣傳隊報到，宣傳隊把我分在一個分隊裡，分隊長正是王願堅。

和王願堅相處後，我反倒對他缺少好感了。他也不過17、8歲，個頭比我高不了多少，卻總是裝作一副大人相，說話面帶笑容，口氣嚴肅正經，而且滿嘴政治術語，他自己軍風紀整齊，對別人也要求嚴格。那一陣沒有戰鬥，每天只是出操、唱歌，操練節目，分隊長輪流值日管集合、作息這些雜事，每逢他值日，好像總愛挑大家點毛病，集合時哪一分隊慢了，誰的揹包打鬆了，隊伍解散前他還要批評兩句，我心裡就叫他“假積極”。我是從軍部來的，自認為是上級機關來的，應對我客氣點，誰知他對我卻一視同仁，軍帽戴歪了，他會叫我扶正，綁腿散了，也要批評，雖然儘量是笑著說：“小鄧同志，你這個綁腿怎麼總像二大娘的腿帶子似的。”我心裡就不痛快。為了逃脫這類的管束，我提出來不參加他們的節目排練。我要寫劇本，他們也同意了。這樣除去出操、行軍、開會我和大家一起行動外，其餘時間我就蹲在屋內寫劇本，願堅偶而也進屋跟我聊幾句，拿起稿子看看兩頁說：“真不簡單，你能寫出這麼多來，什麼時候寫完給大家讀讀，討論一下？”我答應著，但始終也沒讀過，因為我始終也沒寫完。就這樣，在這個宣傳隊裡我還是過得彆彆扭扭，也交了兩個朋友，但不是王願堅，一個是郭允泰，倒不是我崇拜明星，那時連郭允泰自己也還不知道啥叫明星，他雖也比我大兩歲，並且喜歡人稱他“老郭”，卻並不真以大人自居，跟我既說笑話，也發牢騷，行軍還一塊掉隊，掉了隊我們倆就湊在一塊胡扯，我覺得他以平等待我，於是引為同志，還有一個是小丁，是個小姑娘，出身名門，是丁肇中的本家，是唯一比我還小的隊員，也是我唯一敢指揮又指揮得動的人。我那時還學畫畫，一有空就拿著紙筆找模特，可是誰也不肯叫我畫，我就找小丁，我說：“坐在那兒別動，等我畫完再起來。”儘管滿肚子不願意，她也不敢走開，所以我把她當作朋友。

現在想來，我在宣傳隊的彆扭和對願堅不喜歡，除去我個人毛病之外，還由於兩個團體作風的不同，軍部文工團有不少從上海、濟南等大城市來的知識分子，還有幾位在全國頗有名氣的大明星，比如與石輝搭檔的白文，演《秋海棠》出名的鄭重，洋戲可以演《前線》、《俄羅斯人》，大戲可演《雷雨》、《李闖王》，平日業務演習，基本功的訓練都較重視，藝術空氣較濃，作風上麼也多少有點文藝工作者的浪漫勁頭。有些人還有點個人癖好，比如我們的畫家彭彬，不論發了什麼軍裝，他自己一定要改一下，主要工程是把帽簷加長，領子放大，還有位潘今席，他怕背揹包沉重，總是把被子的棉花拆去，打揹包時用秫秸紮成架子，外邊包上被單，作成一個空殼。當然碰到開會時，別人坐在揹包上他只蹲在地上，蹲久了就會假裝上廁所出去休息一會兒。這些我們只覺得有趣，並不看成是什麼缺點。這些人不少是我的偶像，我曾有意無意地模仿一二。到了師宣傳隊這就不行了，這裡是嚴格的軍事作風。我的有些習慣就成了自由散漫、軍事觀念不強的缺點，我覺得人家對我要求過苛，其實人家還是格外客氣的。我對願堅的不滿其實是誤會。

沒多久，這誤會意外地解決了。

開始了宿北戰役，頭一天出發，當夜就行軍120多華里，從魯南一口氣走到了蘇北，走到80多里時我的腿簡直就不像是長在我身上了。每邁一步都要使出全身的力氣，腳一落地就痛得咬牙**，王願堅看了看我，悄悄到指導員那裡說了幾句什麼，指導員就叫住我，要我伏到他背上去要揹我前進，我認為這是寒磣我了，堅決予以拒絕，指導員就把小丁揹走了。我正揹著揹包一步一拐往前挪，忽然有兩隻手伸進我的兩肩，抓住了揹包帶，不由分說把我的揹包搶了過去，馱在了自己的揹包上，我一看，就是王願堅。我強充英雄地說：“不用，我可以……”他說：“我知道你可以，這是頭一天，明天還要行軍呢，你留點力氣給明天吧，我比你大，吃的也比你多，這在我不算啥。”其實我早就背不動了，就順坡下驢，把揹包給了他，心裡覺得以前對願堅的反感有點過分了，我真懷疑，他要不給我背揹包，這最後20裡地我能不能堅持到底。

從這開始，我和願堅也有話說了，並且越來發現他的長處很多，比如，我唱歌跑調，他不跑，到了駐地看房子，借鋪草他動作比我麻利。小組會上我把這些優點提出來並表示願意向他學習，他卻說：“你的優點更多，在業務上我要向你學的多了，這麼小就能寫劇本啦，我多久能學會？”終於我和他也成了朋友，過了許多年後，有次在北京我和他談起那時的事來，他說：“那時你說你要寫劇本，我們就都依你，你寫的我看了，算個啥玩意呀，俺就裝糊塗，不打擊你的情緒就是了，就你自己認真當回子事。”說完我們大笑，我才覺得願堅當時最大的優點是比我成熟。

後來我們回到了野戰軍政治部。在整個解放戰爭期間，和願堅他們還經常有碰面機會。1947年劉鄧部隊從大別山轉戰到河南，我們曾一起到豫西一帶去慰問。受到劉鄧首長的鼓勵，洛陽戰役，開封戰役，我們都在同一條戰線上作宣傳工作。渡江之後，我們在南京，他們進了浙江，見面少了，後來我調整到北京，並且離開了部隊，就沒再見過他。1954年再見到時，他已在總政***編《紅旗飄飄》了，我覺得那是件很繁雜，很辛苦，甚至有點枯燥的工作，可是他幹得任勞任怨，而且接二連三看到他的《七根火柴》、《黨費》等作品發表出來，思想性藝術性在當時都算得上革命歷史題材小說的頂峰作品。我著實為他高興，也有些納悶，願堅平日拘謹理智，他的作品怎麼這樣感情豐富，這麼生動活潑，這麼有靈氣，這裡有什麼秘密？另外他又是什麼時候學會寫作，並把文字功底打得這麼紮實的呢？我們從小當兵，上學的機會都不多，我只上過4年小學，願堅比我多些，但也有限，他當分隊長時不過17、8歲，已經有好幾年軍齡了，他能比我多上兒天學呢？在戰爭時期我自學文化和寫作，發了幾篇稿子，就自我膨脹，到處張揚，現在才知道人家王願堅悶聲不響埋頭苦幹，比我有出息多了，這對我實在是個教訓。從此對願堅我又多了幾分尊敬。這一段時間，我們常見面，多半是在各種會上，有時也在雙柵欄總政***的宿舍，每逢我稱讚他的作品和刻苦，他總是說自己不行，這時我已不認為他是“假積極”了，而是極佩服他這種謙虛的品德。他對我的創作不僅當面給了許多鼓勵，在背後也曾為我某篇作品被誤解而替我辯白。

反右開始後，周揚同志曾找文學界幾個年輕人談過一次話，關照一下大家，要嚴於律己，謹於言行，實際是愛護與保護的意思。我和願堅都被召去，那天很熱，所有的人都短袖薄衫，唯獨願堅是全副軍裝，還扎著武裝帶。我說：“這個天你怎麼還穿這個？”他說：“部長召見，哪能隨便呢？”我問他在幹什麼，他說打算寫一篇小說。聽周揚同志談話後，想先放一放再說了，先整頓一下思想，等有時間你上我那去，咱們細談。沒想到從此一別就是20多年，因為我不久就成了右派，離開正常的生活軌道了。這20多年中我只有兩次想起過他，一次是1958年反右傾時，他有篇作品被批了，說是他宣揚資產階級人性論，我很奇怪，心想王願堅別的毛病有，可跟資產階級怕是很難沾邊吧？他幹嘛要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呢？想不明白也就不想了，我不是連自己怎麼成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也沒想清楚嗎？再一次想起他是*****時，又從油印的傳單上看見他的種種罪行了，這一次倒很容易就想明白了，我很為他擔心，因為我知道他是個謹慎小心，自制自尊的人，不像我這麼臉老皮厚，經打又經踹。我怕他想不開，受不住，心想如有機會見面我要和他談談我對諸如此類事的看法，哪知我們再見面已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了，這些已用不著再說，於是又和20多年前一樣，說些創作打算和生活體會之類。

40多年，我和願堅就是這樣的淡淡的交往，見了面推心置腹，無話不談，不見面也很少找機會故意相會。從來沒親暱過，也從來沒有疏遠過，平時相忘於江湖，根節上又會互相想到，從病房走出來，我才感到失去了多麼難得的一個夥伴。

晤別的第二天，願堅走了。這樣的生活，這樣的寫作，這樣的離去，對人對己都可以交代了。舊朋友散盡，餘也等輕塵。這條路大家都要走的，只希望自己也能像願堅那樣有拼搏，有成績，對人對己都交代得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