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著你見到了我這個陌生人，想到的是不要弄髒你家啊，你還真是。

雖然依舊無法放掉戒備，但是王劍卻是安心的多了。

這個小胖子身上似乎沒有什麼有威脅的法器和武器，一身白色的袍子，類似於醫生的外套。

想到這裡，王劍說道：“我叫王劍，你呢，你叫什麼。”

“我是三胖子啊。”

額，這算什麼名字。

不過，起碼是個好開始啊。

“好的，三胖子，你好。”

“你好哥哥。”

“你這裡還有別人嗎，我之前剛剛到這裡，還不熟悉。”

“這裡有很多人啊，不過他們都出去玩了，不帶我。”

王劍瘋狂的解讀起這些資訊。

不過，似乎沒什麼資訊。

好吧。

“所以，你就自己在這裡，不無聊嗎。”

“不啊，我有很多事情做，要打掃，要清潔。”

柏拉圖在《會飲篇》裡有一個小故事，劇作家阿里斯托芬為宴會上的人們講了一則奇妙的寓言：很久以前，我們都是“雙體人”，有兩個腦袋、四條胳膊、四條腿，由於人類的傲慢自大，眾神之王宙斯把人劈成兩半，於是人類不得不終其一生苦苦尋找另一半，但是被劈開的人太多了，找到“另一半”成了最難的事情之一，但是孤獨的“半人”仍然苦苦尋找著。阿里斯托芬說這就是愛的起源，“半人”這種不完整的狀態更隱喻著個體永遠是未完成的、殘缺的，它訴說著人類精神的孤獨，和人類試圖從孤獨中走出來的焦慮。在很多哲學家看來，孤獨，乃是人存在的本質。孤獨不是一種心理狀態，而是全人類要面對的客觀事實，是一個“嚴肅的哲學問題”。

每個人一生下就註定受到生存意志的擺佈，對意志的領悟不能訴諸理性，只能求助於神秘的自我體驗，生存意志讓人類慾壑難填，得不到的和暫時得到的都只是痛苦，人生是悲劇、夢幻和泡影，徒勞的行動最後只是一場幻滅。任何一個人都是一個孤獨的個體，他生來獨一無二，不可替代。每個人的一生中，隨時隨地都在體驗著人生的各種各樣的痛苦和磨難，讓人類意識到自己的不確定性和有限、脆弱，並從“死亡”中體會到人的終極性的悲劇下場。

人生而自由，人就是自由，每個人除了自己之外，沒有其他的立法者。上帝既然已死，一切事情都可能發生，再也沒有別的東西為個體生命提供尺度和參照，因此，每個人都處於孤獨之中，一切都需憑自己決斷。人類無法跟最高的真實對話，也不能再在上帝或者誰那裡找到庇身之所。空無的萬神殿並未讓人類有成為主宰的勝利之感，反而讓他覺得生命無所依託，孤立奮戰又終歸虛無。這是個體生命的悲歌，孤獨是人類的原罪，每個人都被生命之流裹挾，順從生命的擺佈而孤獨無援。

自我被哲學家們認為是我們唯一可以確定的東西，薩特說“他人即地獄”，在《存在與虛無》中，薩特把我們與他人的關係從本質上定義為衝突。因為，我們每個人都力圖按照某個形象創造自我，這樣，他人就外在於這種創造，他們是我們創造自我的工具，或者尚待加工的材料，或者是創造自我的討厭的障礙。他人提出種種要求，設定期望，來限制我們的能力，規制我們的行為，於是也就干涉了我們創造自我的自由。我們藉由他人的存在更加意識到個體孤獨無依，體會到個體生命與他人不可調和的矛盾，這是孤獨的源泉。心理學、社會學以及很多的哲學家，都認為溝通當然的可以消解孤獨感，這種說法在維特根斯坦和莊子那裡則受到限制。維特根斯坦拒絕承認語言可以描述所有的東西，事實問題可以言說，然而“什麼愛情？”“人生的意義是什麼？”，卻都是“神秘之域”，是“不可說”的。莊子說“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禪宗佛教說“不可思議”，都是拒絕語言可以承載一切的先見之誤，也就是說，語言不能完全的表述所想。所以，他們甚至拒絕承認溝通的可能性，尤其是在涉及思想、觀念時。溝通的效用還依賴溝通雙方對語言精確的共同理解，但既然語言是受到限制的，更何況我們組織語言的能力有限，溝通的絕對效用也就無從談起。

現代社會工業和科技正加劇個體之間的疏離，消費主義讓我們成為商標的附庸，好像每個人都是由他消費的品牌定義的，穿什麼樣的衣服、開什麼樣的車有了定義一個人的能力。除了我們自身，就只能和自己的產品做無意義的獨白。自我是個人安全感的基礎，而科層制和流水線，把我們變成龐大生產機器上的螺絲釘，讓我們喪失了自我，我們自以為知道自己想要的東西是什麼，而實際上他想要的只不過是別人期望他要的東西。因此自我在根本上受到削弱，人覺得無能為力和極度不安全，從而在失去自我的過程中體驗著孤獨。甚至，我們與內在的自我也失去了接觸，反思自我已經不流行了。我們還失去了與土地和自然的親密關係，它們曾經是我們認識人類本質的參照，古人講格物致知，現在我們對著一件阿瑪尼或者香奈兒五號能格出什麼來呢？然而網際網路的出現是又一次“資訊革命”，人們驚喜地發現，工業時代未來恐怖的幻象到來之前，就擁有了抱團取暖的工具。“自我”重新變得重要了，孤獨又有了化解的方式，溝通變得如此便捷，以至於孤獨似乎不再是一個沉重的哲學命題，而是一個可以排解的社交困境。

從生物層面來說，孤獨是源於對死亡的恐懼，而從精神層面來說，孤獨是源於對“自我不存在”的恐懼。

人的思維源於語言，但在學會言語前嬰兒事實上也是有記憶的，那種記憶不在語言層面，無法被思維提取，卻會透過感覺的形式加以儲存。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懼怕孤獨的人最早很可能在母嬰互動的模式中就出了問題，比如長時間啼哭沒有得到母親響應，甚至被粗暴地照顧和忽視。這些被忽視的不良記憶都透過身體的感覺記錄下來了，形成了一種總是無法滿足的渴望。一些孤獨的人總是會感覺內心冰冷，需要一個溫暖的懷抱，哪怕是溫柔的眼神都好，有人甚至會為了交換這種溫暖付出高昂的代價，比如自由、健康甚至生命。說到這裡你可能會覺得很奇怪，既然孤獨是對死亡的恐懼，那為什麼有人為了擺脫孤獨又會願意付出生命呢？這就牽涉到自我存在感了。人對死亡的恐懼不僅僅是因為疼痛和難受，更是因為精神上的湮滅。人是一種超脫於肉體的生物，比起肉體上的存續我們更追求精神上的永存，當我們的祖先知道自己終究逃不過肉體的枯竭時就已經開始考慮將自己融入社群的文化中，以此來獲得精神意義上的永生。

之所以會造成這種問題，也和成長過程中的忽視和不恰當的引導有關。孩子小的時候第一個見識的社群就是家庭，出於自保的本能，孩子會自動同化家庭的文化。然而有些家庭本身就是“流浪者組合”，夫妻都是孤獨的人，結婚只是抱團取暖而已，這樣的社群既沒有共同目標也談不上什麼文化。而沒有文化傾向的人會本能地瞄準所有可能的文化選項，只求被接納，人在這種情況下最容易“去個性化”。因為個性在某種意義來說是一種不道德，就比如我們在圖書館裡看書時不能隨意大聲說話，我們放棄自己說話的權利就是為了融入這個學習群體，道德即為犧牲自己的一部分利益。正因如此，孤獨的人往往會受困於自己過高的道德標準裡，有討好、過分自謙、壓抑等行為。呆在這樣的家庭裡，孩子自然也會遵從父母的道德，拼命地切削自己的個性。在電視劇《中國式離婚》裡，主角夫婦整天忙於爭吵無暇顧及孩子，最後孩子居然出現了自殘行為。這種自殘就可以理解為精神上的自我切削已經不足以滿足孩子認為的道德標準了，他開始以殘害身體的方式來滿足這種自我打磨的要求。孩子需要父母撫養，在探索人生路上也會遭遇很多危險，需要父母及時發現並提供幫助，他不希望自己像牽引繩斷掉的宇航員一樣迷失在外太空。

在人際關係中，信任就是那根牽引我們不要漂流太遠的安全繩，這種信任可以在有共同目標的社群中產生。因為大家都在奔著同一個目標前進，都在面對同樣的風險，如果有哪一個成員遇到麻煩大家都會本能地施以援手，每個人都會想“如果我也遇到這樣的麻煩，希望同伴不會拋棄我”，沒有人會相信自己絕對不會遇到麻煩，不會拖團隊的後腿。這就是一種最好的信任。而抱團取暖有些同病相憐的意味，雖然大家也會相互照顧，但由於缺乏共同目標，因此每個人的發展進度是不一致的。如果有的人先走出了困境，那他就沒有必要再呆在病房裡了，而如果有人病的太重，已經沒有力氣為別人提供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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