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尼克松辭職20週年紀念日那天，我們又進行了一次採訪。談到在尼克松葬禮上的內心情感時，福特用更為強調的語氣說：

"媒體對尼克松所作的貢獻發出一片讚揚聲，而沒有提及'水門事件'的悲劇，這讓我感到十分欣慰。我的確有這種感覺，湯姆。我很高興葬禮進行得很體面，克林頓在場，還有4位前總統在場，氣氛很好，好極了。

"從主觀上講，我對自己說，'如果我不赦免他，會有現在這種情形嗎？'我不由地想情況肯定是另外一種樣子。毫無疑問，湯姆，尼克松肯定會受到起訴，並有被判刑的可能。將有一個歷時漫長、折磨人心的上訴過程。尼克松有可能會被投入監獄，如果出現這種局面，美國就會失去讓尼克松繼續在外交政策上發揮政治家才能的機會。我現在對這一點有著強烈的感覺，而特赦消除了上述的潛在負面結果。當時我在做出特赦決定時，沒能預見那麼多。但當我在葬禮上反思時，從主觀上講，我想到了這一點。"

在我們1994年的交談中，我問福特：既然媒體報道葬禮時給予尼克松寬容，歷史是否會給予尼克松同樣的寬容。

"這種可能性極小，想想20年前的今天就知道了。"

福特於1998年詳述了這一論點："歷史不會對尼克松有太好的評價。他今天得到的評價已經超過我認為歷史學家所能給予的了。"

在尼克松去世快3年時，福特仍對自己這位有性格缺陷的朋友既愛又恨，並仍對尼克松對掩蓋行為的處理方式持較嚴厲的批評態度。

"我很高興尼克松能夠恢復自己的聲譽。"福特於1991年沉思道，"我很高興他能被越來越多的人接受，因為在外交領域，他的看法是不無益處的。

"在事情朝著好的方向發展的整個過程中，令人氣餒的是白宮（橢圓形辦公室）的錄音帶出現了，它們描述了更黑暗的一面，暗中破壞了向上復甦的每一步驟。"

尼克松逝世3年後，福特的心境變得更加矛盾了。

"我是乘一架私人飛機去參加葬禮的。"福特回憶說，"我有大約5個小時的時間，來梳理我們兩人的一生經歷。我們在一起度過了一些令人回味的美好時光。對尼克松處理掩蓋行為的不明智和愚蠢的方式，我禁不住感到悲哀。我在反思時覺得，湯姆，它太令人費解了。

"尼克松待人極為真誠，他不知道如何解僱別人，比方說約翰・米切爾等那些知情人。尼克松只是沒有壯士斷腕的勇氣。這太遺憾了。尼克松只要承認，'那幫人知情，我不能容忍他們這麼幹，讓他們滾蛋！'整個這檔子事就過去了。"

福特告訴我，他們兩人最後一次談話是在1994年的1月8日，恰好是尼克松生日的前一天和去世之前的15個星期。"我們談得很融洽。"福特回憶說，"尼克松對貝蒂和我出席帕特的葬禮，以及我出席他首次就任總統20週年紀念活動，表示非常感激。我們是在1993年1月20日那天去的，那是我最後一次見到他。那天（在紐約，在尼克松夫人去世後）我講了話，並將他介紹給與會的其他人。那是一個他極為孤獨的階段。"

在1991年的第一次"訃聞式採訪"結束時，我問福特希望歷史怎樣評價他。正如可以預見的，他在表述自己的政治遺產時挺謙虛：

"我是一個忠心耿耿、工作勤奮、誠實正直的人，在國會和白宮任職期間做過有建設性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