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韓丁的心裡並不責怪程瑤，程瑤給他的印象一向很好。在韓丁眼裡，程瑤是個熱情潑辣的姐姐的形象。說起話來雖然心直口快，卻能善解人意；做起事來儘管風風火火，但也有板有眼，雷聲既大，雨點也不小。在她搬出老爸幫忙疏通關係的第二天，鑑定書這件事就有了大致的結果。公安學院那邊傳過話來，讓他們再到研究所去一趟，還是找那位姓汪的，看來已經有人和姓汪的打過招呼。
當天下午羅晶晶就去了研究所，是她一個人去的，因為前一天韓丁突然半夜三更發起了高燒，第二天早上羅晶晶叫他起床吃飯時才發現他臉色蒼白、兩眼無神、額頭滾燙。她把韓丁拽起來去了醫院，查了一上午也沒查出所以然來，打了退燒針吃了消炎藥——醫生說肯定哪裡有炎症了——然後回到家裡捂著被子繼續睡覺。羅晶晶等韓丁睡了，就一個人到研究所來了。
這次她在這家研究所的經歷格外簡單，直接到老汪的辦公室找老汪，見著老汪就汪老師汪老師地一叫，“材料”就順順當當地拿到手了。“材料”就是那份血跡鑑定書的影印件。那位汪老師臉上依然不苟言笑，但在羅晶晶道謝要走的時候竟出乎意料地給羅晶晶留了他家裡的電話號碼，老汪說你們有什麼不明白的地方還可以找我，我不在家我太太就在，太太不在有我女兒，反正家裡總有人的。
羅晶晶把這份鑑定報告的影印件拿回家來，自己先看，看了半天不得要領。到晚上吃飯的時候韓丁燒退了，喝了羅晶晶熬的粥以後，有了些精神。就披衣坐在床頭的燈下看這份鑑定書。畢竟他也沒有專門學過這門知識，報告裡符號連篇、術語成片，無論怎樣穿鑿附會，也是似懂非懂。韓丁把這份不算太長的鑑定報告反覆看了四五遍，看得眼睛都花了，看得羅晶晶都勸他趕快躺下別再看了，他才放下材料，用羅晶晶帶回的那個電話號碼給老汪打電話。
老汪在家，正吃飯呢。他讓韓丁第二天上午去所裡找他。第二天韓丁就去了。雖然高燒剛退，腳下發軟，但還是讓羅晶晶扶著他去了。他在研究所的痕跡檢驗室裡見到了這位“血跡專家”，他們在一排排大大小小形狀各異的試管的包圍中，交談了大約十分鐘。韓丁首先問了這份血跡鑑定的結論，他說他在這份鑑定書的結尾沒有找到任何明確的意見。“從血跡分析上看，被害人究竟是不是被告人所殺呢？或者說，被告人有沒有可能殺她呢？鑑定分析說得模稜兩可，還是說清楚了我沒看懂？”老汪說：“這說明你確實看懂了。這份鑑定報告只是客觀地記錄了血跡化驗和分析的情況而已，首先，我們對被告人外套上的血跡進行了DNA檢驗，證明確實是被害人的血液無疑；其次，我們對外套上的血跡分佈特點做了一些分析。至於這些血跡是在什麼樣的情況下，怎麼形成的，是不是能認定被告人就是兇手，則沒做結論。因為從目前我們分析的情況看不好絕對認定，當然也不能徹底排除。這需要辦案單位根據現場的其他痕跡和證據，根據各方面偵查調查的結果，綜合判斷，才能得出正確的結論。”老汪的這番話讓韓丁心中暗喜，看來這份血跡鑑定也頂多算個旁證，只有參考分析的作用，沒有認定的價值。他又問了些別的問題，大都屬於血跡鑑定基本知識方面的問題，如：為什麼形容衣服上的血點用了“擦拭”這樣一個詞，“擦拭”是個什麼概念呢？老汪就一通解釋：“擦拭”就是沾染的意思，是指被告人的衣服沾上了血跡，這血跡可能是沾上的，可能是擦上的，可能是蹭上的，幾種可能性都有……韓丁頻頻點頭。這時檢驗室進來人了，韓丁的求教遂告結束。
拿到了這份血跡鑑定書並且知道了它的含義之後，韓丁急於要找到的是另一份鑑定書，就是由市公安局技偵處所做的第二份鑑定書，也是那份最終被列入到證據目錄中去的鑑定書。那份鑑定書是否提出了什麼結論性的意見或者傾向性的觀點，依據又是什麼，成了韓丁最想知道的事情。檢察院原來給他的材料中，唯獨缺了這份最關鍵的檔案。他再次找了檢察院，提出需要看一下這份鑑定書。檢察院答覆說可以，答應去找。隔了一天他再打電話到檢察院，檢察院說那份材料在目錄裡有，但可能在主訴檢察官那裡，主訴檢察官去北京出差了，你過兩天再打電話來問問吧。韓丁無奈，他只有等。他甚至無法預測在開庭前他能否拿到這份他必須拿到的鑑定書。
在尋找這兩份鑑定書的同時，韓丁還有一項至關重要的工作，就是尋找目擊者。目擊龍小羽尾隨祝四萍進入製藥廠工地的那兩個人也都是紹興人，一個名叫錢德來，在製藥廠工地上當電工，另一個名叫洪衛國，是個架子工。兩個人的證詞大同小異，韓丁都看過，總的感覺比較籠統，對很多細節諸如發現龍小羽進入工地的時間和位置以及具體過程交代模糊，對那天晚上四周環境的描述也太過簡單，韓丁從直覺上感到其中必有破綻可尋。
證詞記錄中分別記錄了兩個目擊證人的聯絡地址和聯絡電話，但韓丁按號碼打過去，竟然是個空號。按地址找過去，才發現原來就是製藥廠的擴建工地。現在這塊地皮早已換主易幟，被另一家企業收購了，並且早就蓋起了高高的圍牆，早不知裡面變成了何等風景。那成了空號的電話想必就是當年工地辦公室的電話，自然早已隨著工地的消失而撤銷了。韓丁又去找了當時承擔擴建工程的那家建築公司，向他們查問這兩位工人的下落。建築公司答覆說他們都是臨時招募的民工，工程一停便到其他地方攬活去了，早已不知去向，甚至是否還在平嶺都很難說。韓丁知道他們都是跟著大雄乾的人，就向那家建築公司打聽大雄。他還到其他工地上打聽過大雄——大雄在平嶺的建築行裡不是很出名嘛——遺憾的是還真沒幾個人知道大雄這個人的，偶爾聽說過的，也只知道他是個很厲害的工頭，但說不清他現在去了哪裡。
這其實只是一個完全不知有無價值的線索，韓丁卻帶著羅晶晶，只問耕耘不問收穫地幾乎走遍了平嶺的每個建築工地和每個建築公司，找得極其辛苦。開庭日期日漸臨近，可供耕耘的地方也不多了。找不到這兩個證人，檢察院對載人證據目錄中的那份血跡鑑定書的下落又遲遲未見答覆，韓丁和羅晶晶每天早上起來，吃完了早飯便茫然相顧，誰也不知道今天該到哪裡去，再幹點什麼。
彷徨了三天，韓丁突然想起了平嶺公安局刑偵大隊的那位姚大維，於是他就找了姚大維，像過去一樣，打著老林的旗號給他打電話，約他出來吃飯。電話裡的姚大維還是以往那樣爽快的口吻：“我最近太忙，飯不吃了，有什麼事你就說吧。”
韓丁就說了想看看血跡鑑定報告的事。當然，他只說想看看血跡鑑定報告，沒說想看哪一份報告，更沒說他知道有前後兩份血跡報告的事。
姚大維說：“就這事啊，沒問題，你找檢察院要就行，他們都有。”
韓丁說他已經要了，檢察院到現在還沒找到呢。姚大維想了一下，說：“那好吧，我回去查一下，我幫你影印一份。”
韓丁大喜過望，沒想到姚大維這麼幫忙，不由連聲道謝。他放了電話就把這個情況向站在邊上聽著的羅晶晶說了。羅晶晶愣了半天，不相信地問：“咱們要給他買點東西嗎？”
韓丁愣了一下，馬上搖頭。他搖頭是為了表示他和姚大維的關係有多麼好，他說：“姚大維和老林是老同學，和我現在也沒得說了。不用！”
但韓丁和姚大維通完電話以後便再也聯絡不上他了。時間一天天過去，急得韓丁每天晨昏坐臥不寧。他隔兩個小時就給姚大維的手機打電話，夜裡都打，但每一次都是“你撥叫的電話已關機”。他給姚大維單位打電話，電話轉來轉去終於轉到姚大維的辦公室，姚大維的一個同事在電話裡把他姓甚名誰何方人氏地問了個底兒掉。韓丁一通自我介紹：我叫韓丁，是北京來的，是姚大維的朋友云云……韓丁的京腔京調很標準，一聽就肯定是北京來的，假冒不了。於是對方便告訴他，老姚生病回家去了，有好幾天沒來上班了。韓丁蒙了：“哎喲，他怎麼病了？”對方說：“他也是人，怎麼不能病啊？”韓丁說：“噢，我不是那意思，我是說，你知道他家在哪兒嗎，我去看看他。”對方畢竟不明韓丁的底細，多有不便地搪塞過去：“啊，他家呀，不知道。我們也沒去過。”如此這般，韓丁也無奈。
掛了電話，韓丁心情壞透了，在一邊旁聽的羅晶晶看他臉色不好，便叨咕：“還是得送點東西吧……”羅晶晶這麼單純的小姑娘現在居然變得這麼世故，動不動就想著“送東西”！送東西是什麼？是行賄！韓丁憤怒地說：“不用！”
韓丁賭氣地想，到了開庭的那一天，逼急了，他就當庭要求把第一份血跡鑑定書也作為呈堂證據。但想想又覺得沒用，因為第一份鑑定書也並未否定龍小羽殺人，所以，即便第二份鑑定書認定殺人，和第一份也不矛盾。他之所以想搞到第二份鑑定書，無非是想提前研究，請教專家，找出矛盾，找出漏洞，而這個目的在庭審過程中匆匆聽讀一遍是絕對難以達到的。
在得知姚大維生病回家的第二天，他們等待已久並且為之緊張已久忐忑已久的那個日子終於來了：韓丁接到了法院的通知，通知他三天後正式開庭。韓丁知道，這案子是到了最後的關頭了，他不能再傻乎乎地苦等這份血跡報告，在最後的三天中，他必須全力以赴抓緊時間進一步熟悉那些原來早已爛熟於胸的辯護材料，為開庭做最後的衝刺。那些材料他本來已能倒背如流，時間、地點、人物、事件、原因以及整套的邏輯推理和法理分析，隨便從哪裡進入都能前連後貫、綱舉目張，但從接到開庭通知的這一刻起，他似乎一下子把它們都忘了，他的大腦就像遭遇了病毒的電腦，所有儲存剎那間一片空白，他不得不從早到晚把那些原始記錄一一重啃一遍，重新輸入大腦。他全神貫注於這樣的複習，並沒有注意到羅晶晶仍然在不厭其煩地撥打著姚大維的手機。她並不知道韓丁找姚大維要幹什麼，也不知道姚大維請病假回家了，她主觀地認定韓丁執意尋找姚大維肯定是為了一件很關鍵的事情。在開庭的前一天他們吃午飯的時候韓丁忍不住問她：“你這兩天總撥電話到底給誰打？”羅晶晶不答話，繼續撥。突然，她把電話飛快地遞給韓丁，說：“通了！”
韓丁疑惑地接過電話，問她：“誰呀？”他在對方接聽之前聽到羅晶晶說出了“姚大維”三個字時，幾乎嚇了一跳。
“姚大維？”
電話那邊傳來的聲音果然是姚大維的：“喂，哪位？”韓丁一聽到姚大維的聲音竟措手不及地結巴起來：“姚，姚，您是老姚嗎？”
姚大維的聲音有氣無力：“你是哪位？”
韓丁嘴裡還塞著米飯，口齒囫圇地說：“我，我，我是韓丁呀。”
姚大維居然想不起來似的：“韓丁？”但出乎韓丁意料的是，他接下來突然說到了那份血跡鑑定書：“啊，對了，你是問那份鑑定書吧，不好意思這兩天我生病了，一直沒上班。那份鑑定書我查了一下，已經送到檢察院去了，我讓檢察院的人給影印了一份，還沒來得及讓你來取呢，真是不好意思。這案子什麼時候開庭？”
韓丁說：“明天，明天就該開庭了。”
姚大維說：“是嗎，你要急的話，可以直接到我們隊裡去取，我給他們打個電話，你去了就找一個姓廖的……”
姚大維的態度讓韓丁很感動，再三道謝，記下了那位姓廖的姓名和地址。他吃完了飯就和羅晶晶一起冒雨到姚大維的單位去。路上，羅晶晶因為這個電話是她的堅持不懈持之以恆才打通的，所以格外興奮，她情緒高漲地問韓丁：“韓丁，明天就要開庭了，你對勝訴有多大把握？”其實，這類問題他們不知已經討論過多少次了，每找到一個新線索，每得到一個新證據，他們都會把整個案件的結果重新展望一次，越展望越有信心，越覺得前途光明。至少韓丁認為，由於他們成功地獲取了龍小羽與祝四萍確實有過戀愛關係的確鑿證據，強姦之說已顯得極其勉強。他們雖然沒有找到大雄手下那兩個在本案充當證人的民工，但已有足夠理由對他們關於龍小羽與祝四萍沒有戀愛關係的偽證提出反訴。法庭追究與否暫且不說，但他們所作的其他證言，特別是關於看到龍小羽尾隨祝四萍走進工地的證言，都將連帶著因人而廢。而在這種情況下，公安機關在案發現場找到的一切和龍小羽有關的痕跡就只能證明龍小羽那天晚上去過現場，只能證明他和四萍確實發生過性關係，不能證明這個關係就是強姦，更不能證明在這個關係之後就是殺人。在這個案件中，強姦是皮，殺人是毛，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更何況，四萍身中三刀，刀又在哪兒？還有外套上的血，龍小羽那天返回現場發現四萍被害後曾抱過四萍，他想救她，結果染血上身，所以，血跡也不能認定龍小羽就是殺人者。總之，警方提出的幾乎每一個證據，都不能絕對排除其他可能。從證據學的角度說：一千個可能不等於一個必然。只有排除了一切其他可能的證據，才稱得上證據。
羅晶晶不懂法律，甚至她也說不清證據這個詞的定義，但她從韓丁的言談話語中，從韓丁在紹興與他找的那些證人你來我往的交談中，從這些天韓丁漸漸晴朗的臉色中，已經明確地察覺到，事情正向好的方向扭轉。
從工人新村到姚大維的單位——平嶺市公安局刑偵大隊要穿過大半個平嶺城區，他們乘了一輛計程車，一路無阻，很順利地在姚大維那位姓廖的同事那裡取到了他們要取的東西，然後原路返回。這一天天上下著小雨，雨水使城市顯得比平時乾淨，空氣也比平時清新。羅晶晶和韓丁擠在同一張傘下，彼此依靠了對方的體溫，這種天氣和他們彼此相依的樣子讓韓丁突然被自己感動，他在剎那間回顧了他為龍小羽這樣一個素不相識的情敵夜以繼日風雨兼程的每一個點滴積累的努力，他看到身邊的羅晶晶一掃初來平嶺時的陰愁，顯得精神振奮充滿信心，他幾乎不敢相信那就是自己的成功。
明天本案就要開庭，開庭前韓丁的心情與羅晶晶並不相同。雖然他也有信心，也預見到了已經可以預見的成功，但他不能預見，或者不願預見的，是這個成功於他究竟是禍是福，他一直刻意迴避展望這個成功的背景和它將要導致的結局，儘管這個結局他早就心知肚明。是的，他是為了愛才這樣努力的，他是被羅晶晶感動了才這樣玩命的。但無論如何，他在辯護上的勝利，說不定反而葬送了他這份努力維持的愛情。
韓丁想，羅晶晶會預見到這個結局嗎？還是和他一樣揣著明白裝糊塗？這層窗戶紙說厚也厚，說薄也薄，反正羅晶晶至今從未和韓丁談到過他們的未來，她對未來的態度和原則非常曖昧，難以揣摩。如果龍小羽無罪出獄，她將怎麼選擇？她是真的像個沒有遠慮的孩子那樣，只顧龍小羽眼前的死活，還是早把一切都想好了，故意隱而不說？
明天就要開庭了。現在，他們走在溼漉漉的街道上，皮包裡揣著剛剛取回的那份最後的檔案。羅晶晶的話題依然執著在這個將見分曉的案件上，仍然執著在韓丁到底有多大勝算上，而她的音容笑貌，卻早已擅自帶了勝券在握的振奮。
韓丁沒有呼應她的振奮。他們站在路邊等出租，雨天的出租不好打。他們親熱地擠在那張小小的雨傘下，雨水的包圍使他們之間看不出任何間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