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種是港口稅，那是肯定要收的。未來的港口稅，就等於商品貨物生產出來之後，遠途跨郡售賣時，只要水路相通，就可以只給下水一次、上岸一次，每次百分之二，總計百分之四的運輸稅。

這也是朝廷為了鼓勵民間發展航運、發展航海的措施。往常哪怕是走水路，在長江之上，商船過一個郡就要被攔停一次、繳這個郡的過境關稅。現在這些都沒有了，上船一次，下船一次，中間你只要不靠岸就不收錢。

如此一來，商人可以貨通更遠的範圍，不用擔心運得遠了路上交稅環節多、運到當地賣不掉或者賣不到足夠高價而虧本。

商人心裡只要算好這個百分之四的進出港稅，然後把自己的運費損耗算明白，覺得有利可圖，就可以放心做長途生意。如此，可使百業興旺，商人更敢於把一地特產千里遠途轉運兜售，擴大整個天下南北東西之間特產的交流。”

李素幫劉巴想的這個條款，對於未來發展商業社會，確實是有遠期好處的，別看眼下運輸稅收少了，但商人敢於出遠門、敢於長途貿易的積極性也開啟了。

在漢朝早些時候，除非是必須的戰略性物資或者非常有競爭力的獨門特產以外（比如蜀錦），其他貨物很少有從最南方賣到最北方這種遠途貿易的，說白了就是商人覺得划不來，虧本機率太大。

李素的新法鼓勵大家運遠一點，反正只要不走官修的基礎設施，走遠走近都是那麼多運輸稅，說不定就能發掘出更多內需。

這種事情，其他漢朝的統治者或許想不到，但李素是絕對想得到的。

比如後世的“川鹽濟楚”，在“運輸越遠經過郡/省越多，運輸稅也收越多”的朝代，是不可能的。

哪怕蜀地的井鹽擴產了、質量好、能賣上高價，但蜀地的鹽商會擔心“我們過去的路上稅太高了，川鹽濟楚不如淮鹽濟楚”，然後從一開始嘗試都不嘗試，那你怎麼知道最後能不能靠高質量高價格搶下來市場？

而事實上歷史早已證明，優質的川鹽濟楚最後是雙贏的，川鹽也沒徹底佔領楚地市場，只是利用井鹽比海鹽的質量優勢，佔據了高階市場。

讓有錢人多花錢買好鹽、窮人繼續少花錢吃差鹽。但至少這個額外的“高階市場”被這種嘗試試出來了，國家也趁機多收了稅，還讓富人的錢多花出來，變著法兒儘量緩解貧富分化。

而如果不把按距離算的運輸稅打掉，這種嘗試一開始就不會出現。

李素希望以後遠途經商只考慮運輸的物理成本，別想運輸的額外稅負成本，這樣才能充分競爭、發掘潛在需求。

作為現代思維的人，他從來都是鼓勵有錢人把錢花出去的，而不是屯著指望利滾利，那樣對國家對窮人對有錢人自己都是有好處的。

這一方面，李素對於漢朝一貫的“限制商人高消費”陋習還是挺看不慣的，這次工商稅改革之後，肯定也要把這個問題解決一下——讓有錢人把錢花掉，這是對國家有利的好事！不說解決馬太效應，至少是緩解馬太效應。

……

劉巴把運輸環節的商稅改革思路，大致闡述明白之後。孫乾的後面半個問題，也就是“關稅和道路運河稅，具體怎麼算”，劉巴也繼續做了解答。

後面這個比較簡單明瞭，劉巴明確指出：如果是地方上關隘守軍自己隨意稍微修修路，然後巧立名目收買路錢，在新工商稅法下是要被查處的，是不合法的。

新的道路運河稅，必須是朝廷審批過的、允許開建的基建工程，在建成後，才可以以“回收投資成本本息”為目的，收取過路費。

換句話說，這個就類似於後世的“高速公路收費”了，只不過現在是以運河為主。尤其李素治理地方時，搞了那麼多運河水利工程，這些都是朝廷審批過的，可以一直收過路費到回本。

如果不是在朝廷備案過的工程，地方私下裡稍微修一修就收買路錢，全部可以向本州的觀察使舉報，觀察使會上報朝廷工部，由工部和觀察使一起派人到地方核查。

如果找觀察使舉報沒用，那可以直接進京找刑部或者御史類的監察官，反正司法救濟措施肯定是有的。

把這些部分條款剖析完之後，所有與會的朝臣甚至都產生了一絲錯覺：這新稅法在運輸稅環節給百姓的讓利尺度非常貌似大麼，如此說來，後續的官營專榷和賣特許權，哪怕嚴苛一點，似乎也沒那麼難接受了。

李司空和劉尚書，是真心要鼓勵商業流通活動更加活躍一點，也是用心良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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