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歷了“巨流河事件”之後，痛定思痛，張漢卿認真地總結了教訓。

他和韓麟春、蔣百里、姜登選等人深刻地探討了如何有效地掌握及約束部隊的思想動態，認為目前部隊擴張太快了，老奉系和人民軍系沒能夠有機地融合，令出多頭，各系降兵整改工作尚未能大張旗鼓動展開；一些官兵素質良莠不齊，山大王思想嚴重。

不把人民黨、人民軍內這些不和諧音符清除，遲早有一天還會出大事。最終達成一個結論：軍隊的思想政治工作亟待加強。

的確如此。當今世界，各國軍事家普遍認為，戰爭是有形戰力和無形戰力的綜合較量。

所謂有形戰力，由武器裝備和戰場設施構成——依靠科技強軍來實現；無形戰力，由參戰人員的思想、意志構成——依靠政治作戰來實現。因此，政治作戰歷來在戰爭中，都有其特殊的位置，其地位與作用也十分重要。

長期以來，人民軍依照張漢卿“三分軍事、七分政治；三分物力、七分精神”的原則，一向重視政治作戰，不僅將其作為平時的經常性工作，而且將其列為各項作戰計劃的重要內容。

例如在著名的“中衛改編”計劃中就制定有專門的政治部，並設計了其在政令系統中的重要作用；在建立武漢軍校時也將政治工作作為重要一環，逐漸形成一套比較成熟的政工制度；在統一國家後也建立了獨立的總政治部，並安排人民黨內元老薑登選任總政治部主任，其職級與總參謀長平級等。

就是在各級黨組織裡設定政法委書記職務，明確地方黨委對地方軍隊、武警的雙重控制權等方法，都是對政工制度的一種摸索和實踐。

這次兵變的一個教訓就是軍中主官的許可權過大，政治部將如何限制理論上是自己上司的司令？根據政工制度，人民軍調動制度，事關軍隊的調動，除非軍事主官簽發和政治部主任附署方才有效，而參謀部則根據兩人的簽字發出調令，事後仍需將調令交政治部存檔。

而接收軍令的單位也需有軍事主官簽署、政治部主任的副署才可以下達部隊，否則這將是極大的政治錯誤，下屬軍隊不但有權拒絕，還可當場以叛國罪直接把他們拉下馬；就是在事後，也免不了上軍事法庭的命運。

在這種嚴格的制度下，除非所有主官都一齊叛變，否則即使任何一環有問題，軍隊都不會亂。

如果政治部主官拒絕副署怎麼辦？召開黨委會討論！

在緊急狀況下，以師級為例，師長、副師長、師政治部主任、師參謀長、師後勤部長是五位法定的黨委委員，以多數表決的方式，決定最終結論。但這個結論是要承擔政治後果的，將會在事後追究做這個緊急結論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在軍隊裡展開政治工作本是一項很好的制度，到張漢卿穿越前為止，無論是海峽兩岸的國共兩黨，均極為重視政戰制度的作用。像臺灣軍隊的政戰系統因其機構龐大、組織嚴密、任務明確、制度嚴格，素以“第四軍種”著稱即可見一般。

但是由於老奉軍部隊的許多舊式軍官視軍隊為私物，唯恐大權旁落，無不極盡其能阻止少帥插手改變其軍隊，對張漢卿屢次提出的政治整編陽奉陰違。

張漢卿對人民軍一系那是自成軍之日起即牢牢控制在手心，但對張作霖用老了的老將們卻無可奈何。張作霖面對少帥牢騷，雖然有心處置，但因為連年征戰，國內國際對奉系形勢大好，不敢在這當口激起兵變，影響大局，因此勉強維持這種不尷不尬的局面。

但是當這些軍官威脅到張作霖的執政基礎或者少帥的生命時，這是踐踏了老帥張作霖的底線，絕對是容忍不得。因此當政變結束的第二天，張漢卿重談舊事時，張作霖二話不說，即刻釋出命令：以人民軍為藍本，所有奉系軍隊全面整編；所有不服從、消極對待的軍官將被強制退役或調職！

有張作霖在，很多守舊的老奉系的將領們多年來一直間接（直接抵制的沒有了，湯玉麟就是下場）抵制政治部的工作，導致很多單位光有政治部的架子卻始終摸不到權力的門。有鑑於此，張作霖決定讓出權柄更重的軍委|主席職務於張漢卿。

這樣，和張漢卿“交情”不大的老奉系軍官可能對他所推出的這個決定不得不予以重視，也讓自己好做。而且以他的能力、和在新派軍官中無可爭議的地位，控制軍隊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在這次事變中，張漢卿高超的政治手腕又一次得到施展：用比人情更重要的叛變來順勢在軍中開展清洗，讓人不敢反抗他的政工制度；借吳俊升之手使人民黨以比較不“皿煮”的方式控制了國會，還讓人說不得他。

但是張漢卿不同意他的“讓賢”，反而開玩笑地說自己這個“官|二代”做得挺好，他可不想現在就站在第一線。父子倆開心的交談更拉進了兩人之間關於政治權力這個敏感的話題，儘管它曾令無數掌權者和接班人反目成仇、父子相殘。

經過審慎的醞釀，張漢卿於11月1日正式頒佈《人民軍政治工作綱領》。也從這一天，張漢卿正式以人民軍軍委常務副主席、接班人的身份開始全面掌握老帥的軍隊，標誌著新老兩位奉軍統領在軍權上全面交接的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