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大順這邊，可能從秦漢開始，就已經允許出租土地了。類似的做法，在日本會引發一些議論，認為這是禮崩樂壞的開始；但在大順這邊，就不會有太多的麻煩。

商人們也都看完了弗吉尼亞公司的經驗，加上大順這邊的習俗，基本都認可這種“契約奴工勞作後分地收租”的模式。

劉鈺又補充道：“此事，朝廷日後還是要監管的。你們也知道朝廷的手段，商人的地位。正所謂，先明後不爭，朝廷會把該說的話都說清楚。哪些可以做，哪些不能做。”

“既說到責任有限，公司擬人，那麼個人犯了錯，個人的責任；如果整個公司擬人，也違背了法度，朝廷就要出手了。”

“有些事，你們心裡也清楚。怎麼才能榨更多的錢，這是每個商人都要琢磨的。”

“比如西洋一些國家，為了出口糧食，土地兼併。兼併之後，百姓只能做僱工，每個人只分一小塊地是私田。私田種點土豆，剩下的就是在大田裡勞作賺僱工佣金維繫生活。”

“這種情況，放在西洋可以理解。畢竟他們的法度不同。但若在本朝，你們也知道，當年王荊公變法有人上流民圖，這種事真要是在本朝鬧出來，一樣會有人上書取締的。”

“朝廷重農抑商，一方面是農為國本，另一方面也是歷朝歷代看來，商人著實沒有仁義可言，唯求利潤。”

“別的還好，田地之事，著實要小心謹慎。是故這蝦夷開發，日後還是以租佃收租的模式，只是私人不得買賣，不得再行轉租。”

他舉了一個此時還未發生的愛爾蘭的大饑荒的例子，反正也無人能說此時這個還沒有的事，反倒是事情本身是通暢的，很容易理解。

好在蝦夷和愛爾蘭、英國也不同。英國那邊是人已經生活上千年了，地主收回土地經營，用不到那麼多的人手，就往城市裡趕。

按照人口比例來說，英國此時也就800萬人口。圈地最高峰的時候，每年要驅趕大約四萬人左右，一部分人出海謀生去美洲，一部分去作坊工廠忍受每天16小時的工作，無比懷念當農民的日子。

四萬對800萬，大約二百分之一。放到大順這邊，按照精華地帶兩億人口來算，每年要驅趕一百萬的人去做流民。

別的地方劉鈺不敢保證，但在大順，誰要是敢出臺政策能搞出一年一百萬人口的流民……不要說大順，就是此時全世界的工商業加在一起，也不可能容納每年一百萬的新增就業。

有些政策是沒法照抄的，蝦夷好就好在那裡的土著基本不用考慮，可以搞大型糧食種植園模式，也可以搞承包份地繳納租稅的模式。

前者很容易鬧出大亂子，商人不是慈善家，不會給那些一無所有的農業僱工很好的待遇。真要是鬧出了亂子，只怕大順這邊的保守派又會藉機說事。

後者其實就利潤上，也差不多。劉鈺在海參崴那搞得就是後者的模式，但問題是他把控著糧食定價權和出口渠道，可以把糧價壓到極低，看似收的是三成的租子，但算上銷售渠道壟斷、消費品專賣等，實際上和五成甚至七成租子差不多。

既然利潤上差不多，在大順內部的保守派看來，後者也更“仁義”一些，那就最好先用後者的模式，搞家庭農場，而不是大型農場種植園。

面對這些商人，劉鈺講的很透徹，連兩種不同模式的優缺點也都藉著那本小冊子講出來了。

伴隨手工業的發展，這些見過大場面的商人當然見過那種“機戶出資、機工出力”的模式。紡織業換成農業，還不是換湯不換藥，自然也就理解什麼叫大農場糧食種植園模式，也明白此時所有做“機工出力”的人最大的夢想，就是自己有一臺織機，然後紡織得利，買更多的織機，做那個“機戶出資”者。

後世裡的駱駝祥子，就是很標準的那種人，沒車的時候夢想有車，有車的時候夢想自己開車行。此時大部分的佃戶也是一樣，琢磨著多收三五斗，置上幾畝地，將來地多了租給別人，自己做地主。

這個時代，沒有人夢想著當工人，而是底層全都夢想著過男耕女織的生活，做一個農民才是底層最廣泛的夢想。

想要招人，招到足夠多願意去的人，也就只能採取這種模式。

見劉鈺連“壟斷渠道，壓低糧價”這樣的話都說出來了，商人們會心一笑，心想如今朝廷裡竟然真有敢這麼直接說實話的人。

這種說實話的人，可比那種嘴上都是仁義、肚子裡全是生意的人好打交道。

原本還在觀望的一些人，在這幾句話說出口之後，徹底收了心，決定幹一場了。

待靜靜聽完劉鈺講述了一些關於開發蝦夷的制度、以及公司擬人之後的權益和責任分配之後，眾人再無疑心。

有人便道：“鯨侯既準備周全，此地又是鯨海，鯨侯何不做這公司的……呃，叫什麼來著，剛才鯨侯所言的……哦，對，法人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