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近衛宣告

日本人在拿下了廣州和武漢之後，便很躊躇滿志地沒有再加緊進攻，那是很有道理的。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師者上也”，那批矮腿邪眼的孫子高足是在那兒實驗著不戰而屈人了。這意識很鮮明地表現在近衛的兩次宣告裡面。

第一次宣告發表於十一月三日，在武漢撤守之後，長沙大火之前。很簡短，文不過三段，字不過五百，然而卻很扼要而有斤兩。

第一段一開首就這樣說：“帝國陸海軍，此次仰賴陛下震武稜威，攻陷廣州及武漢三鎮，戡定中國各要地，國民**由是降為地方政權。”很值得玩味。這是說征服中國的大功業已告成，所謂國民**是值不得作為大規模的軍事物件了。故接著便下一轉語：“但該**如仍冥頑不靈，固執抗日容共政策，則在該**殲滅之前，決不停止軍事行動。”這更明明是替“該**”指示出了一條自新之路：只要你不“抗日”，不“容共”，那便再不打你了。“抗日”倒無所謂，因為你已“降為地方政權”，無足輕重。最要緊的是不能“容共”！

第二段申述所謂“建設新秩序”，要“由日、滿、支三國相互提攜，樹立政治、經濟、文化等項互助連環之關係”，以“達到共同防衛，創造新文化，實現經濟合作”。這就更明白地替“地方政權”指示出了今後的任務：“共同防衛”——**反蘇。

路子已經開好，“至於國民**，倘能拋棄從來錯誤政策，另由其他人員從事更生之建樹，秩序之維持，則帝國亦不事拒絕”（第三段），招降納叛，明目張膽了。“另由其他人員”，看來好像是把蔣介石、汪精衛都除外了，其實這兒正是文章，只要你自己不想除外，那就不算除外。明明除外了的自然是大有人在，在軍事方面是八路軍和新四軍，在政治方面便是國民黨反動派以外的一切進步分子了。

這一政治攻勢異常猛烈，在今天看起來，我們可以說就是這篇文不上三段、字不滿五百的東西決定了“地方政權”今後整個的動向。

汪精衛是被誘引出去了。這位“副總裁”在十二月十八日飛出重慶，二十一日又飛出昆明，飛到了越南的河內。接著是二十二日近衛又有第二次宣告，更索性把“共同**”的要求提出了。“**在東亞之勢力為吾人所不能容忍。日本認為日、支兩國為表現日、德、意三國之**精神，亦應有必要成立**協定。”“日本為達到此專案的，要求在華駐兵，並要求將內蒙劃為特別防共地帶。”於是而有汪“副總裁”的豔電（十二月二十九日）響應，公開通敵，贊成締結“中日防共協定”。

“副總裁”是這樣了，另外一位“正總裁”是怎樣的呢？作風是不同，角色是不同，而所演的卻同是一齣戲。自從武漢撤退以後，一直就是積極防共、消極觀戰，如此者六七年，不就是再好也沒有的證明嗎？

在武漢時代本來決定在撤守之後要在衡山設立大本營，繼續積極抗戰。後來這個計劃無形無影地打消了。這不是比汪精衛的豔電還要更有實質的響應嗎？

長沙大火之後，也還開過一次堂皇的南嶽會議，決議了好些方案，像煞有介事。當時曾提出了這樣的兩個口號，“宣傳重於作戰，政治重於軍事”，我們做宣傳的人竟曾為此而大感高興。但在今天看來，從此紙上抗日、事上反蘇，不就是“宣傳重於作戰”嗎？防共積極、抗戰消極，不就是“政治重於軍事”嗎？

我們，實在是太天真得可愛了。

二、流連南嶽

南嶽會議是在十一月尾上召開的，我只是在閉幕的一天趕去參加了一次，依然是猛將如雲、謀臣如雨的場面。我當時倒有過一點驚異，在抗戰應該吃緊的期間，為什麼要集中這麼多的高階將領來開這樣大規模的會議？參加的人，粗略地估計，總怕起碼有三百，都是一些將官階級。這些人在緊急的關頭，離開了自己的崗位而來從容論道，不認真是一件奇事嗎？

會閉幕後，當天晚上便有很多人走了，但我們卻被留了下來：原因是“最高”的一篇閉幕辭，要我親自帶到桂林去付排，而文稿尚須“文膽”陳布雷整理。這一整理費了很多時間，不僅當天夜裡沒有弄好，連第二天一個大清早都沒有弄好。因此我們在第二天也就依然不能不留在南嶽。

那篇閉幕辭其實是很成問題的東西，那兒空空洞洞地沒有說到什麼，重要的只是談了一個曾國藩的故事。曾國藩初練水師，一戰為太平天國所敗，想撲水而死，為部下所勸止。嗣後乃返衡陽練兵，才轉敗為勝，終把太平天國平定了。（因手中無書，說不定有些錯誤。）由這便搭到對日抗戰。雖然戰敗了，不要氣餒，要學曾國藩再接再厲，收到最後勝利。這個故事的徵引實在不倫不類。抗禦外侮、轉敗為勝的先例在中國歷史上有的是，他不肯舉，而偏偏舉了一位內戰專家、民族叛徒的曾國藩。儘管多少是有點本地風光，但那以曾國藩的繼承者自居的人不是早就存心在鼓勵內戰嗎？

但我們實在太天真了，要專候整理，並像齎送聖旨一樣，專送桂林，為此更累得周公也被牽連著多住了一天。

不過有了這一天的耽擱給了我們一個機會，讓我們去登了一次南嶽。我不記得是誰先提議的了，就在那第二天的上午，周公、賀衷寒和我，我們三個人約著去登山，都相約不坐轎子。這倒給我留下了一個意外的紀念。

南嶽衡山是被人傳說得十分**的，古代作為五嶽之一，祭秩比於三公。特別是有了韓愈《謁衡岳廟》的那一首詩，在讀書人的腦中，彷彿它真像是一個“天假神柄專其雄”的神物，時常在“噴雲洩霧”。但事實上倒並不怎樣神奇，特別由我這個生長在峨眉山下的人看來，它實在平常得很。除在山腳下有一些風景區之外，山上都顯得非常索寞，既沒有什麼“松柏一徑”的大樹，也沒有什麼“粉牆丹柱”的靈宮。我們只走到半山的鐵佛寺便歇下了。這是一座破舊不堪的小廟，但還好，周圍倒是有些林木的。賀衷寒說，再往上走過了南天門，風景就更好了。但我們沒有再往上走，並不是我們沒有腳力，而是太寂寞的山景沒有引誘我們的魄力！

鐵佛寺的老和尚替我們預備了一頓中飯，把廟裡自做的豆腐滷拿出來做菜。那倒是再好也沒有的珍品啦。小方塊的豆腐，糟得很透，色雖灰敗而味道很鮮。我們吃了一盤又一盤，把罐子的儲蓄都吃光了。和尚很高興，就好像做了一場大功德，當然我們也並不是白吃的。

在那鐵佛寺下邊不遠處有李泌的讀書室，這是所謂名勝古蹟了。我一個人特別走去看了一下，那更是使人失望得很。不要說什麼“鄴侯家藏書，插架三萬軸”，就是三本《三字經》都從那兒找不出來。一列三間的小祠宇，庸俗得實在是無法形容。

但這一次的登山，我卻有了一首記遊詩，是在那下山途中勉強湊成的。

中原龍戰血玄黃，必勝必成待自強。

暫把豪情寄山水，權將餘力寫肝腸。

雲橫萬里長纓展，日照千峰鐵騎驤。

猶有鄴侯遺蹟在，寇平重上讀書堂。

為了附庸風雅，不得不矯揉造作一番，騙騙自己而已。

那天的天氣倒是滿好，並沒有像一千多年前的韓愈那樣，逢著“陰氣晦昧”的秋雨節，而勞他“潛心默禱”。眾峰是很朗壑的，雖然並不怎麼“突兀”，也不顯得有所謂“紫蓋連延接天柱，石廩騰擲堆祝融”那麼生龍活虎般的活躍。但山外的眺望為韓愈所忽略了的卻很有可觀，七十二峰都一一呈列在目前，好像萬馬奔騰。韓愈只照顧著衡嶽本身，而失掉機會照顧到嶽外，我很替他可惜。

三、桂林種種

十二月二日清早由衡陽坐火車動身，三日清早到了桂林。這次有火車的方便，自然沒有前兩次那樣狼狽了。

到了桂林之後，主要的工作是把三廳的人員分了三分之一留下來參加行營政治部，由張志讓主持，行營政治部主任是梁寒操。另外的人員便陸續由卡車運往重慶。只有孩子劇團的小朋友們別緻，他們自告奮勇，決定步行，沿途工作，走向重慶。他們這一計劃後來是很完滿地成功了。

那時候陶行知也在桂林，他召開過一次小朋友的大會，似乎就是生活教育社的年會吧。他曾經邀我去演講，我說過“一代不如一代”的意思有了改變了，並不是下一代不如上一代，而是上一代不如下一代。這一轉機，就是孩子劇團的小朋友們給予我的。

長沙大火後有一家白報紙的囤積店沒有燒掉，卻又搬運不出：因為在善後期中火車只限於軍運，斷絕了商運。那家囤積商便向三廳求售。令數很大，我現在記不清楚了。商人作為燒掉了，要價比成本還要低。我把這事向陳誠提出過，要政治部買下。陳誠到長沙時給了我一個手條，交總務廳辦，而總務廳的那些顢頇老爺卻始終沒有辦。到了桂林那紙商又來找我，我便獨行獨斷地索性由三廳來收買了。這到後來一直供給了政治部好幾年的使用，而且還使第二代廳長何浩若，第三代廳長黃少谷，各各都揩了一筆大油水。

救亡日報社的朋友們到了桂林本來打算立即復刊的，但因經費無著，地方上的當局也無意幫忙，以致虛懸著。我扭著陳誠，向政治部要津貼。他很勉強地答應了每月津貼二百元。這津貼的數目雖然少，然而是中央機關所津貼的報紙，對地方黨部的麻煩也就是一副擋箭牌了。同時又由夏衍到**去籌了一筆經費，於是這份文化人的報紙便在翌年元旦又在桂林復刊了。——這報紙是在兩年之後，張治中做政治部部長時代，由何浩若親自跑到桂林去勒令停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