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英國、法國、義大利和日本的建築規劃師們見到林樓之後便熱情地打著招呼，“林桑，久仰大名，您和黑川先生合作的中日友好青年交流中心專案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這是日本伊藤的建築規劃師。

法國貝羅的代表滿臉笑容，“林先生，我每次去拉德芳斯的時候，幾乎都要去那家皮爾卡丹專賣店看一看，我覺得這種建築在某種意義上代表了未來的潮流！”

義大利福克薩斯的建築規劃師自然記得林樓曾經獲得過威尼斯建築雙年展的金獅獎，“林先生，您已經很久沒有再來威尼斯建築雙年展了，或許等時機合適的時候，您可以作為策展人，威尼斯渴望中國館已經很久了。”

所謂策展人是指在藝術展覽活動中擔任構思、組織、管理的專業人員，按照威尼斯雙年展的慣例，他們會邀請世界知名建築師來擔任總策展人，負責提供本屆展會的主題，然後各國的國家館則由各國提供策展人，妹島和世、伊馮法雷爾和謝莉麥克納馬拉等普利茲克獎獲得者都擔任過威尼斯建築雙年展總策展人一職。

輪到羅傑斯的時候，他更關注林樓的規劃設計，他看著林樓的模型，摸著下巴陷入思索之中，然後忍不住問道，“林，你是基於什麼理論做出的規劃？我明顯能感覺到，你的作品裡面有很多和雅典憲章、馬丘比丘憲章截然不同的東西。”

“這樣的設計不僅滿足了金融中心在功能上的需求，同時還兼顧了人文生態、自然生態的需求，另外還有一些我不太看得懂的東西。”在看到日本伊藤、義大利福克薩斯、法國貝羅和中方聯合設計組的作品時，羅傑斯對自己的作品很有信心，認為自己的作品肯定是最好的，但是看到林樓的模型後，他這種觀點開始動搖了。

原本羅傑斯也聽過林樓的名字，甚至還仔細研究了拉脫維尼亞首都國際機場、海東省博物館等林樓的代表作，但這些作品並沒有引起他的注意，因為建築設計和城市規劃還是有區別的，這是不同的領域，林樓能成為世界級的建築設計大師，並不意味著他在城市規劃領域同樣能做的出色。

在歷史上固然有柯布西耶這樣同時在兩個領域都開創了一個時代的大師，但天才總是有限的，大多數人在一個領域能入門就不錯了，貝聿銘的建築設計作品固然讓人印象深刻，可他在城市規劃領域卻也沒有太多建樹。

所以當林樓帶著自己的模型沙盤過來後，一開始羅傑斯並沒有太過注意，但是當他看了第一眼，就再也挪不開目光了。

而且是越看越吃驚，如果說林樓經常來往於歐美國家，見識過紐約曼哈頓、倫敦金融城、東京新宿、新加坡中心區、香江中環等世界著名金融中心區的規劃設計細節，並在此基礎上根據陸家嘴的具體情況，給出相當合理的規劃，他也不至於如此吃驚。

他吃驚的原因在於理論的不同，1933年，國際建築學會透過了《雅典憲章》，此後幾十年，世界各主要國家的城市規劃，大多都遵循著《雅典憲章》中的理論；隨著時代的發展和科技的進步，《雅典憲章》已經漸漸不能適應社會發展的需求了。

於是在1977年，一些城市規劃設計師聚集於利馬，以《雅典憲章》為出發點進行了討論，提出了包含有若干要求和宣言的《馬丘比丘憲章》，《馬丘比丘憲章》開始取代《雅典憲章》，繼續成為城市規劃師們的理論基礎。

在那之後，《馬丘比丘憲章》也像《雅典憲章》一樣，慢慢地不能滿足時代發展的需求了，於是，許多規劃師都在思索著新的規劃理論，羅傑斯也不例外，原本他以為這種理論或許會誕生於下一次全球建築師大會，又或者誕生於某位發達國家的規劃大師之手。

但是等他看了林樓的作品後，卻赫然發現，在遙遠的東方，已經有一位年輕人進行了深入的思索，並且拿出相當成熟的作品了！這種衝擊，一點也不比那些世界知名建築大師看到海東省博物館專案時收到的衝擊小，因為他們都看到了本領域的未來。

“前些年，我們清華大學建築系的系主任吳委員開始撰寫一本叫《廣義建築學》的書，吳委員認為，20世紀以其獨特的方式豐富了建築史，但許多建築環境卻難盡如人意，始料未及的建設性破壞延也屢見不鮮，建築文化和城市文化的趨同現象和特色危機更是日趨嚴重，而建築形式的精神意義在於根植文化傳統的內在理路，建築學的發展作為綜合利用多種要素以滿足人類住區需要的完整現象，需要對未來的建築學體系重新加以系統地整合。”

“並且，在現代社會發展中，隨著規模和視野的日益加大，隨著建設週期的不斷縮短，對建築師視建築、地景和城市規劃為一體提出更加切實的要求，也帶來更大的機遇；對城鎮住區來說，將規劃建設、新建築設計、歷史環境保護、一般建築維修與改建、古舊建築合理地重新使用等，納入一個動態的、生生不息的迴圈體系之中，是廣義建築學的重要使命。”

“同時，多層次的技術構建以及技術與人文的結合是21世紀新建築學的必然趨勢，也是廣義建築學的題中之義。”

“吳委員邀請我參與了這部書的編纂撰寫工作，在撰寫這部書的時候，我和吳委員討論了城市規劃的未來發展方向，並且有了一定的成果，等開始做這個專案的時候，我便把這些東西加了進去！”林樓介紹道。

“那麼，那能買到你的書？”羅傑斯迫不及待的問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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