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時候，寇凖曾一度覺得自己瞭解駱永勝，但實際上，他並不懂。

是真的不懂駱永勝的腦回路。

你說駱永勝真的信《汲冢紀年》嗎？

這當然不可能。

駱永勝的性格註定了他什麼都不會信，他只信他自己。

一個帝王，尤其是像駱永勝這般的帝王，他太懂歷史的本質了。

這就是編修出來，實現政治家目的的一種文化載體罷了。

當權的政客希望歷史是什麼樣，歷史就是什麼樣。

《墨子》這本書裡也說上古時期，堯舜禹三者之間是禪讓。

可見，《汲冢紀年》這本書很大可能，只是法學家為了闡述他們“人臣太貴，易變君位”這一學說的正確性而編出來的。

用最抬槓的一種思想來進行辯證，一句話足矣。

‘你去過三皇五帝時代嗎？’

‘沒去過你管他真假呢。’

眾說紛紜，仁者見仁智者見智。

真和假是史學家、考究者的事，絕不可能是駱永勝這個帝王該去操心的。

駱永勝之所以明確《汲冢紀年》，很大原因也是出於他的政治目的，具有明顯的個人思想特色、是貼合時代背景的。

按說，作為一個皇帝，最應該支援的，是不是儒家。

當然是。

因為儒家養羊啊。

養羊才能穩固統治，強化皇帝的個人權威。

但駱永勝偏不。

他要養狼！

養狼就得吃肉，羊才吃草。

所以不是駱永勝相信《汲冢紀年》的真實性，只是駱永勝需要《汲冢紀年》的存在。

《汲冢紀年》直接抨擊的看似是儒家，實際上，是撕開現實那虛偽的面紗，將血淋淋的醜陋直接曝曬在陽光下。

這才是駱永勝之所以這麼做的原因。

他要讓老百姓都瞭解政治的醜惡，瞭解現實下人性的卑劣。

繼而讓人厭惡冠冕堂皇，變得更加務實和直接。

輔以《大楚法典》的律法支援，讓人變得嫉惡如仇、睚眥必報。

精神層面、律法層面雙重加持，把華夏民族變的狼性十足。

因此，《汲冢紀年》的真實性壓根不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