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武十一年的全年工作除了國內的天下各州郡政務以及京杭大運河沿線工程進度以外，國家又有一項新工作。

那就是重新修繕在歷次動亂當中損壞的經典書籍，並且為之前的東漢歷史修史書。

這個工作在唐代李世民之前，並不是由朝廷官方統一進行籌備。

因為漢朝並沒有一個專門修史書的機構，雖有太史公以及蘭臺令史兩個主管歷史的官員，但當時也沒有為前朝修史的規定。

像司馬遷修《史記》，班固修《漢書》, 陳壽《三國志》，范曄《後漢書》等，基本上都是私人修撰。

比如班固在擔任蘭臺令史的時候，受漢明帝的命令，只是讓他記錄一下從王莽篡漢，一直到漢明帝當政時期的歷史記錄，並沒有要求他修西漢時期的史書。

但班固自己認為司馬遷的《史記》有缺失, 僅僅記錄到了楚漢相爭, 後面的西漢歷史全都沒有記載十分不妥，於是自己私下修了《漢書》。

陳壽和范曄也是差不多的經歷，兩個人都是仕途不順，屢遭貶謫。在被貶的過程當中，寫下了《三國志》和《後漢書》。

還有南北朝時期《宋書》的作者沈約，《南齊書》的作者蕭子顯，也是如此，他們都沒有朝廷官方的背書。

而這些還只是公認比較客觀真實的史書，位列二十四史。

民間私人修史不計其數。

甚至從實際角度出發的話，《史記》《漢書》《三國志》《後漢書》等跟當時大部分私人修的史一樣，屬於民間修撰，而非官方正版。

僅僅是因為其記載比較詳細，夾雜的私貨較少，頗為公允, 因此才被世人推崇為正史。

可即便是如此，這些正史當中的錯誤和漏洞也有不少，缺失的部分和沒有記載詳細的部分亦是數不勝數。

更別說從漢到南北朝時期，民間私人修史不勝列舉，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當時的史料記載都非常混亂，錯誤漏洞和誇大其詞者非常多。

像同樣是被列為二十四史之一的《魏書》，就記載了很多離譜的事情。

比如當時有個叫陽固的官員，是個有名的貪官，後來被打了老虎，但是在《魏書》的作者魏收筆下，成了“剛直雅正，不畏強禦，居官清潔，家無餘財”的大清官。

原因就在於，當年魏收能夠當上官，接下寫史的任務，陽固的兒子出了很大力氣，所以，當時魏收就許諾，我會給你老爸好好寫傳記的。

而這還不算最離譜的，最離譜的是，魏收為了給自己臉上貼金，於是寫自己是漢初高良侯魏無知的第七代子孫。

然而從漢朝初年到魏收所在的北齊末年, 中間的時間跨度是七百七十九年, 將近八百年。

也就是說，他們家七百七十九年只有七代人，平均一百多年才繁衍一代。

同時又把爾朱榮製造的“河陰慘案”寫成了大忠臣撥亂反正，說爾朱榮修德講義，商朝的伊尹和西漢的霍光都比不上他。

這麼離譜的記載當然引得世人憤慨，以至於唐朝修的《北史·魏收傳》當中記載：“其既緣史筆，多憾於人，齊亡之歲，收冢被髮，棄其骨於外”。

因為得罪的人太多，死後被人把墳都給刨了。

可見魏收寫的史書即便是被當時的人，也認為完全是在胡說八道瞎扯淡。

然而魏晉南北朝時期實在是過於混亂，不僅修史的人亂寫，連朝政和民間也都是一團亂麻。

導致在隋唐時期被貶為野史的《魏書》，最後居然成為了二十四史之一。

不得不說，這是件很諷刺的事情。

但同時也證明，當時的史書記載完全沒有規範可言。

連這麼離譜的《魏書》都成為正史，那麼其它私人修撰的史書，就更加不用說。

而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唐朝建立。

唐太宗李世民有感於當時修史沒有任何規範，民間野史不計其數，歷史過於混亂等原因，於是開設史館。

從那之後，國家才正式規範修史工作，李世民將史館置於門下省，由宰相監修國史，為前朝編纂歷史，成為了一項國家級的大工程。

但規範修史工作是唐朝的事情，漢朝還沒有完善這方面的制度。

陳暮自然不會允許歷史記載這麼持續混亂下去，於是在蘭臺開設弘文史館，廣招學者，由太常主持整個修史計劃。

所以這就有了今年朝廷準備大張旗鼓修史的計劃。

不過蔡邕年歲已大，這個工作比較繁重，無法持續擔任，便由他精挑細選，選了學生阮瑀、欣賞的後輩徐幹、王璨等人為史館尚書，幫他完成修繕工作。

除了修史以外，陳暮還主持了整個國家典籍修繕、整合、編纂等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