範純仁忽然話鋒一轉，“年少氣盛，也不見得就都是壞事。如此看來，在你心中，是贊成對西夏用兵嘍？”

楊懷仁被問到了如此地步，想不承認也不行了，只好坦然點了點頭。

呂大防接過話來說道，“我大宋多年來受西夏攪擾，也是時候一勞永逸，想西夏用兵了。說起來，老夫跟堯夫兄，也是贊成用兵的，只不過……”

範純仁把話又接了回來，“只不過真要一勞永逸，怕是要用舉國之力才能辦到，若是此時契丹乘隙而入，大宋又如何自處？

或是再有一次永樂城之戰那樣的大敗，大遼就不會錯失良機了，而大宋，可就承受不起北方的威脅了。”

呂大防神情凝重，想起當年永樂城之戰的二十萬宋軍亡骨，竟潸然淚下。

楊懷仁雖然沒有那樣的經歷，但一戰就損失了二十幾萬宋軍，是不難聯想到當時大宋朝野上下的一片哀鴻之聲的。

但如果他把自己擺到一個後世人去看待，就能理解範純仁和呂大防的心境了，不過他也看到了像範呂二位相公，作為文人看待戰爭的一些侷限性。

文人善於治國，可不懂戰爭。他們可以為了一場戰爭的勝利而振臂歡呼，也能為了戰敗後數萬大宋子弟的殞沒而悲慼，卻在面對戰爭的時候，有一種文人特有的思想禁錮。

宋夏慶曆和議的那幾十年裡，大宋名義上每年向俯首稱臣的西夏御賜銀五萬兩，絹十萬匹，實際上和每年向大遼進貢歲幣是一樣的窩囊。

當時的文人有恥辱之心，他們可以憂國憂民，可以口誅筆伐，可以執筆立志，可這都是假把式，他們始終無法也不能改變這樣狀況，更沒有能力和決心。

熙寧年間熙河之戰大勝西夏之時，西夏稱臣，許諾納貢，他們便又輕易的相信了西夏的忠誠，還因為西夏的謙卑洋洋自得，便錯過了曾經最好的一勞永逸的機會。

後來便有了永樂城的兵敗，再次和西夏何談，便只能易地求和了，說起易地求和，楊懷仁想起正是司馬光這位當時文人之首的主意。

而當時滿朝文武裡，除了章惇這位直臣在朝堂之上大罵“議者可斬”表示激烈反對之外，竟無一人敢言，之後章惇被貶，到如今起復為相之後對又執意對西夏用兵，也就不難理解了。

範呂二位相公也都是忠臣，可惜他們的文人思想裡，只有“和”，卻不懂這種“和”是隻有透過“戰”才能獲取的。

所以在面對用兵之時，心中知道必須用兵，卻又過於憂慮，導致了前瞻後顧，最後就故步自封了。

楊懷仁也知道他們這樣的思想，也是受到時代的侷限性的，所以倒不是貶低他們，而在他的眼裡，此時對西夏用兵，確實是風險巨大的，即便他知道結果是好的，可如今想起來，免不了有些細思極恐的感覺。

他忽然覺得哪裡不太對，大遼一向是一邊挑撥宋夏之間的關係，與此同時又一邊裝好人出面斡旋維持這種表面上的平衡，而他們自己不斷的從中坐收漁翁之利。

那麼這一次宋夏戰爭裡，為什麼大遼沒有出手干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