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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外·紺青之拳12 希望

赤道夜晚的雲彩像輕盈的絨羽,慢悠悠地飄過來遮住了明亮的月光。

南凌站在工藤新一面前,他們兩個人之間只隔了幾米遠,近到幾個跨步就能抓住對方。然而這個世界上總有些戲劇化的事情發生,比如說現在天上的雲剛好遮住了一半的月光,在南凌身上投下一片陰影,而將霧氣般朦朧的銀色灑在工藤新一身上。明暗的交界線像是摺紙上的摺痕一樣被畫在兩人中間。幾步遠的距離卻猶如天塹。

就像一個不友善的隱喻。

“別不說話啊,名偵探。”南凌說。他們兩個人的交談似乎總是由他開啟的,這種時候他總是一副什麼都沒發生過的樣子,語氣輕鬆得不像話,“你還有什麼想找我說的?事先說明,真心話的時間已經過去了,我可沒有天天晚上陪人談心的愛好。”

工藤新一覺得自己永遠也想不明白南凌為什麼能這麼輕飄飄地提起一些本該被嚴肅對待的事,也永遠不明白為什麼南凌要這麼避重就輕地談論他自己的事。

明明他也應該知道自己的目的。

“……我已經通知了公安。”工藤新一說出這話的時候,總覺得每個字的發音都變得那麼艱澀,像是嵌在喉嚨裡的沙礫,磨得他生疼,“在他們來之前,我有義務看管你。”

“我該感謝你通知的不是ICPO(國際刑警組織)嗎?”南凌嘴角邊的笑意短暫地消失了一瞬間,“對我手下留情——這是出於你的私心嗎,偵探?”

工藤新一併不想回答這個問題。

“啊……我知道了。”南凌晃了晃手指,“因為你們根本查不到我的身份。也許你手上有‘查特’犯罪的記錄,但你證明不了那就是我。你們要追查一個死人,一個不存在的人,這可不容易。”

所以才需要公安出手——日本公安本身就是見不得光的情報組織,乾點不符合規定的髒活想必也是手到擒來。

“所以你通知了公安……不過我想他們應該還沒有那麼快趕到新加坡這裡來。”南凌笑眯眯地說,“不然我現在要面對的該是降谷警官才對。”

而不是一個高中生偵探。

“那麼問題來了。”南凌打了個清脆的響指,晃動著手指點了點工藤新一,一副很開心的樣子,“你要怎麼確保我不會跑呢?事先說明,要對付你這樣的,大概五秒鐘就搞定了吧。”

要是降谷零或者赤井秀一來了也許還稍微有些麻煩——不,那就不是有些麻煩的程度了——不過只有工藤新一一個人的話,不會比他昨天從唐人街買了過量的點心再大包小包抗回酒店更困難。

工藤新一搖了搖頭。

“我沒法確保你不會逃跑。”他說,“我只是想和你說幾句話,要不要離開取決於你。”

“啊……”南凌把這個字念得百轉千迴繞梁三日,半晌他輕笑一聲,“看來是專屬於主角的嘴炮時間?好吧,我姑且聽聽看吧。”

工藤新一是來勸他自首的。

——也就是說,自願回到公安的監管中,從此大概一輩子都要停留在被監視的狀態。畢竟他曾經的的確確是個滿手鮮血的劊子手,所謂‘潛在的不安定因素’。

從法理的角度來看,南凌當然知道這是‘正確’的,他也知道自己無論是被抓了還是隨便死在哪都純屬活該。但是這不代表他樂意被人看管,更不代表他剛剛擺脫了組織的控制,轉眼就能自願走入另一個牢籠。

但南凌不可能把這些告訴工藤新一,正如他永遠不會說他這輩子最厭惡也是最恐懼的事情就是被人關起來,他也不會說如果他要進監獄那麼他會先選擇死亡,你想把我送進監獄就是在逼我去死,就像試圖馴養一隻麻雀——這是謀殺。

反正工藤新一也不可能拿他怎麼樣。

更不可能說服他。

南凌好整以暇地看著工藤新一,後者深吸一口氣。

“我一直在想你說的那個故事——那個瓶子裡的魔鬼的故事。”工藤新一說,“如果瓶子代表的真的是你的一部分,那麼你為什麼要用這個比喻?為什麼要任由它束縛你?”

從一開始魔鬼就不是自願被關進去的——他是被困在瓶子裡的。即使過了再長時間也是如此。如果南凌不認為那實際上是一種束縛,他就不會這麼說。

南凌用一種奇怪的眼神看著他,“這個問題有意義嗎?”

“當然有!”工藤新一眼神堅定,“因為人是被過去的經歷所塑造的,不是被過去的經歷所束縛的。”

他昨晚幾乎要被南凌說服了——這個世界是如此冷漠、混亂與無序,道德與正義或許也並不客觀存在。南凌簡直就是個最好的例子。他像是某種道德困境的具象化,一種人性的矛盾或是一個沒有正確答案的問題,是電車難題中獨自一人站在鐵軌上的小孩,只是他站上去是出自自願,並且不需要被拯救。

然而工藤新一最後還是選擇了相信人性與法律,相信這個世界會越變越好——相信希望。也因此認為即使是南凌這種人也可以被拯救。因為正義理應救下所有人,現實中不存在絕對的道德困境,也就不該有犧牲。

即使他自己都放棄了自己。

工藤新一帶著一絲希冀看向南凌,卻失望地發現他看上去根本沒什麼反應。

“‘人被過去的經歷所塑造而不是被過去的經歷所束縛’……說得挺好。”南凌讚許地點了點頭,看不出他有任何被打動的跡象,“但是塑造和束縛又有什麼本質上的區別呢?我們都無法反抗不是嗎?”

我們出生的那一刻,彷彿為一生簽署了一個契約。但可能有一天我們會問自己,是誰替我簽署的。

人無法選擇自己的出生,也無法選擇自己的死亡。南凌曾經聽說過一個說法——這個世界上人類能對同類施加的最大的暴力行為就是父母選擇生育一個新的生命。因為只有在這個時候,這個行為的客體,也就是這個被生出來的孩子,是絕對無法反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