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悅然老師您放心，隻要他們不過份，我肯定不會和他們一般見識。”
北川秀笑著點了點頭，一邊安撫馬悅然，一邊表明了自己的態度和立場，
“我是一個很隨和的人，日本國內的文壇環境更差，但我也很少與人起衝突，除非他們真的惹惱了我。
我想瑞典文學院的青年才俊們應該不至於愚蠢到那種程度吧？”
“不至於，不至於。”馬悅然有他這句話便放心了。
學院裡的貴族子弟們雖然傲慢無禮，但也個個受過良好的高等教育，應該沒人蠢到會去招惹北川秀這個如日中天的世界文壇翹楚。
三人閒聊之餘，專程過來接北川秀去學院的豪華商務車也緩緩駛入了機場接客區。
這輛最高配置的勞斯萊斯銀天使728售價200萬美元，折合日元約2億，是目前各大頂級公司招待最高地位來賓才會搬出來的頂奢商務車——
河出靜子在年初也入手了一輛，目前隻搭載過北川秀等日本文壇最頂級的文學家。
從後世而來的北川秀見識過更漂亮，更頂級的奢華商務車，因此對它並沒太大感覺。
他更好奇的是從阿蘭達國際機場開往瑞典文學院的這條歌德街。
歌德街是斯德哥爾摩市內最長的馬路之一，據說當年被提名諾貝爾文學獎後，歌德來到斯德哥爾摩，就經常獨自在這兒散步。
當時諾獎官方已經確認不會把諾貝爾文學獎頒發給歌德，早已得知此消息的一群宵小全等著看歌德的好戲。
某天下午，歌德手拿一本《浮士德》路過這條馬路，那時的歌德街毗鄰一個小公園，還是一條非常狹小的窄路。
獨行的歌德恰好和瑞典的一名文學評論家狹路相逢，文學評論家當即嘲諷他道：“我從來不給蠢貨讓路。”
“而我恰恰相反。”歌德如是回答道，隨後笑著退到了路旁。
因為這個小典故，在歌德屢次錯過諾貝爾文學獎，最終含恨而終後，瑞典和挪威政府特意將它命名為歌德街，以此紀念和惋惜這位人類詩歌曆史上都能排進前五的偉大詩人。
車子開得很慢，北川秀欣賞著歌德街的繁華景象，一旁的克努特和馬悅然也說起了這個小故事。
“據說1964年拒絕領取諾貝爾文學獎的薩特老師也是因為歌德他們而拒領的。”
馬悅然補充了一句，毫不忌諱的在北川秀麵前掀起了諾貝爾文學獎的老底，
“當時瑞典的知名女記者波伏瓦曾就此事詢問過薩特老師，薩特老師是這麼回答她的，‘我深刻的認為，文學的實際性必須要淩駕於文學的榮譽性和商業價值上。
因為這些所謂的榮譽是由一部分人頒發給另一部分人的，而頒發榮譽的人，大多未曾擁有過這份榮譽。
那麼他們為什麼有資格頒發榮譽給他人呢？
我不認為有人有資格頒獎給托爾斯泰、卡夫卡、歌德等文學巨匠。
所以我否認一切榮譽，不僅僅是諾貝爾文學獎。
當然，非要說的話，當初評委會沒有選擇歌德和他的《浮士德》，這讓我始終耿耿於懷’
薩特老師拒絕獎項的事一直是學院終身評委們心裡的一根刺。
我們感到很難受，但又無可奈何。
說實話，回過頭來，我和克努特他們也曾多次埋怨過這些不實誠的前輩們。
要是他們公正且合理的把獎項頒發給那些值得獲獎的文學家，我們身為後來者就不用那麼頭疼了。”
“沒有一個獎項是絕對公平的。”
北川秀笑著回答道，
“獎項的存在大多時候是為了造神，為了讓一部分人謀利。
隻不過撇開這些東西，如果獎項可以做到相對公平，讓商業價值和文學價值得到統一與完美協調，這其實也沒什麼不好的。
日本國有一個以我為名的文學獎項，它的創立之初就是為了給我的集團公司謀利，我從不否認這點。
但它的存在，也同樣推動了日本文學的進步，讓一大批新人擁有了曝光機會和出道可能。”
“是啊.你能理解就好。”馬悅然說了那麼多，其實就是為了後麵的這句話做鋪墊，“這三年多來，諾貝爾文學獎差點就錯過了你這個真正值得獲獎的人。
幸好這次，我想它不會再像錯過托翁、歌德他們一樣錯過你了。”
“哈哈，但願如此。”北川秀聽他的語氣，大概猜到了瑞典文學院對《童年》的評價和看法。
這也沒什麼好意外的。
原曆史中的高爾基也因為沙俄人的身份錯過了西方文壇設立的這個終極獎項。
但從未有人否認過高爾基自傳體三部曲擁有獲獎的實力。
如今的北川秀早已洗去自己身上東方人的劣勢，現在理虧和想和解的是諾獎官方，他根本不用擔心他們再搞什麼幺蛾子。
而且等《在人間》和《我的大學》出版，相信明年評獎時，整個世界文壇絕對找不出一個能和自己抗衡的人。
想到這兒，北川秀歪了歪腦袋，思索起1999年和2000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當他開始思考時，無數記憶便清晰的湧動進他的腦海，就像那些一字一句都格外清楚的文學名著一樣。
原曆史中，1999年的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是德國戲劇家君特·格拉斯，他的詩歌和劇本都有非常濃鬱的政治氣息，被稱為“政治詩人”，作品本身的文學價值其實並不高。
君特能獲獎，一是得益於當時諾獎有往戲劇文學靠攏的傾向，一連四屆得主都是戲劇家，一是靠德國官方不遺餘力的吹捧。
2006年9月，他在德國出版了自傳回憶錄《剝洋蔥》。
由於他在此書中令人震驚地自述曾在青年時代為nc黨衛隊效力，君特一度成為文學界的眾矢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