酉時三刻，宛城完全沉入夜色。
驛館上房的窗戶透出昏黃的光，那是青銅雁魚燈內魚膏燃燒的穩定光焰。崔鈞獨自坐在案前，白日所見所聞如潮水般在腦海中翻湧——永平裡坊市的喧嚷與秩序，北門城牆的堅實與新夯，老丈講述葉縣西鄉劫難時渾濁眼中的淚光，方城山府學孩童們清亮的讀書聲，蔡邕書齋裡那盞清茶的苦澀回甘。
他麵前攤開著數卷空白的素帛，墨已研好，筆懸於架上，卻遲遲未能落下。
該如何寫這份奏疏？
若按離京前袁隗的暗示，甚至父親崔烈那意味深長的叮囑，他此刻應落筆彈劾。彈劾孫宇逾製擴軍——那一萬兩千郡兵中，多出的四千人從何而來？彈劾他結交豪族、借貸度日——那賬冊上清晰列明的巨額錢糧借貸，是否構成利益勾連？彈劾他包庇反賊、混淆視聽——那張震的身份，那些麓山屯田的流民，當真清白無垢？
這些罪名，每一條都足以讓一個二千石太守丟官去職，甚至下獄論罪。袁家需要的，或許正是這樣一份奏疏，作為扳倒天子這枚“暗子”的利器。
可是……
崔鈞閉上眼。白日裡那個在灶台後燒火的葉縣少年靦腆又帶著希冀的麵容浮現出來。那少年說，他在府學識字，還會算賬了。老丈抹淚時，嘴角卻是上揚的。還有城牆下那些巡邏郡兵挺直的背脊，市掾吏調解糾紛時的公允迅速，工坊裡叮當作響的打鐵聲裡透出的生機。
這些都是真實的，甚至比賬冊上那些冰冷的數字更真實。
孫宇說得對，朝廷要的是安定，是稅賦，是地方不再生亂。南陽正在從廢墟中站起來，這個過程或許用了些非常手段，或許觸動了一些規則，但方向沒錯，結果也在向好。他若一紙彈劾遞上，雒陽那些深居簡出的諸公會如何看待？天子又會如何決斷？是否會為了清除袁家的眼中釘，而將這個剛剛恢複些許元氣的邊郡再次推入動蕩？
更讓崔鈞心悸的是落雁穀那場刺殺。趙空最後那句話如釘子般楔入心底：“至於這餘孽為何偏偏選在你入南陽時動手，又為何能準確掌握你的行蹤……”王境臨死前眼中那複雜難言的光芒，不僅僅是仇恨，似乎還有某種被利用後的醒悟與悲哀。是誰將他的行程泄露給了太平道餘孽？是誰最希望“朝廷使者死於南陽境內”？
一個個疑問交織成網。崔鈞感到自己正站在一個十字路口，手中的筆重若千鈞。一邊是家族的壓力、舉薦者的期待、清流“剛直不阿”的名聲；另一邊，是自己親眼所見的民生艱難與複蘇希望，是一個年輕太守在規則縫隙中勉力維持的平衡，更是可能隱藏在幕後、試圖攪動風雲的黑手。
“呼……”他長長吐出一口氣，睜開眼，目光落在搖曳的燈焰上。
不能急。他告訴自己。袁家將他推到台前，是想借他這把“清流”的刀。但刀握在誰手裡，砍向何處，終究要看執刀人的判斷。他崔州平不是任何人的傀儡。
他最終提起筆，卻未在奏疏素帛上落墨，而是另取了一卷私人用的竹簡。他以工整的隸書開始記錄，不帶褒貶，隻是客觀陳述：
“臣鈞奉詔察南陽。見宛城城牆新葺，戍守嚴整；市坊複立，商旅漸通。郡府賬冊明晰，然府庫空虛，負債累累，多仰豪族借貸、捐贈以維持。郡兵員額逾萬，超舊製，然巡防有序，街巷靖安。方城山有府學，蔡邕主之，收陣亡遺孤、流民子弟，授以經義、算學。麓山有屯田，引流民墾荒，今歲得粟兩萬石，納賦六百……”
他寫得很慢，力求每一句都有所見所聞為憑。寫到屯田時，他筆鋒頓了頓，終是加了一句：“屯首張震，冀州流民，農事嫻熟，禦下有方。然其部眾來源駁雜，有待詳查。”
這不是結論，隻是呈報事實。他將今日所見所聞擇要記錄，包括與蔡邕的對話、老丈的感慨、乃至黃忠、曹寅不經意間透露的信息。寫完時，夜已深了。他放下筆，揉了揉酸澀的手腕。這隻是一份草稿，回雒陽前還需反複斟酌、補充。
窗外傳來隱約的打更聲，三更天了。崔鈞吹熄了主燈，隻留一盞小燈，和衣躺在榻上，卻毫無睡意。驛館的夜晚格外寂靜，遠處偶爾傳來幾聲犬吠，更顯得這秋夜漫長。
方城山，南州府學。
蔡邕的書齋裡，油燈同樣亮著。蔡邕並未安寢，他坐在案前，手中拿著一卷《詩經》，目光卻落在窗外沉沉的夜色裡。白日崔鈞的到訪，雖隻是短暫停留，但那年輕議郎眼中深藏的疑慮與掙紮，並未逃過這位曆經滄桑的大儒的眼睛。
輕叩門扉的聲音響起，很輕，但沉穩。
“進來。”蔡邕道。
門被推開，進來的是趙空。他依舊是一身青衣，赤足踏著木屐，行走無聲。見到蔡邕，他微微躬身：“深夜叨擾先生，空之過也。”
“無妨。”蔡邕放下書卷，指了指對麵的席墊，“坐。是為崔議郎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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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空撩衣坐下，姿態放鬆，但眼神清亮：“白日先生見過他了。觀感如何？”
蔡邕沉吟片刻，緩緩道：“此子心性尚正，非一味逢迎權貴之輩。然其身處漩渦，父命難違，上意難測，自身清譽亦為重負。今日觀其神色，於南陽所見，震撼有之，疑慮有之，掙紮亦有之。”他頓了頓，“孫府君欲借其眼、其口，向雒陽傳遞南陽實情，此計甚妙。然此子最終落筆如何，仍存變數。”
趙空點頭：“大哥亦作此想。故讓某來，想聽聽先生之見。先生乃天下文宗，清流所仰，或可知此類士子心緒。”
蔡邕捋了捋長須，目光悠遠：“清流士子，所求者無非‘直道’與‘事功’兩全。直道者，堅守禮法規製，抨擊時弊；事功者，務實安民，澤被蒼生。然當今世道，二者往往難以兼顧。崔鈞所見南陽，孫府君所為，多有‘事功’，然於‘直道’而言，恐有逾越之處。此為其內心矛盾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