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息如野火燎原。
而此刻，城南診所。
鄭其安翻看著周影的入職檔案複印件，腦部ct圖像在燈光下格外刺目——顳葉深處一道陳舊損傷，邊緣不規則，顯然是爆炸衝擊所致。
他終於明白，為何這位沉默的醫生總在深夜查閱“創傷後記憶延遲喚醒”的論文，為何他對某些聲音異常敏感。
那一晚，他查房路過值班室，門虛掩著。
屋內，周影獨自坐著，耳機未摘，錄音一遍遍重放。
窗外紫藤隨風輕擺，月光灑在他側臉，映出深深的疲憊。
“你還記得多少？”鄭其安輕聲問。
周影沒有回頭。良久，才開口，聲音像從很遠的地方飄來：
“有時候我覺得，我不是在聽錄音，是在聽風穿過骨頭的聲音。”
那一刻，鄭其安忽然意識到——這個人從未真正醒來。
他隻是靠著記憶的殘響，一步步走回了使命的終點。
而在城市的另一端，一份文件正靜靜躺在劉建國的公文包中。
封麵印著燙金標題，下方一行小字若隱若現：
《關於構建“記憶正義”社會治理評估體係的初步構想》
窗外，第一縷陽光刺破雲層。
劉建國站在省級文化工作會議的發言席上，皮鞋踏在深紅地毯上，發出輕微卻清晰的回響。
會場高闊，穹頂垂下冷光，照得一排排座椅如靜默的審判席。
他取出公文包中那份文件，封麵上燙金標題在燈光下一閃——。
台下有人交換眼神，嘴角浮起一絲譏誚。
一位分管領導輕咳兩聲：“老劉啊，你這‘記憶正義’聽著感人，可跟gdp、治安率、信訪量比起來，是不是太……理想主義了？”
空氣微凝。
劉建國沒有反駁。他隻是打開筆記本，連接投影，點擊播放。
畫麵亮起：先是黃素芬家那塊斑駁的小黑板，粉筆字歪斜卻堅定地寫著“1974年6月3日，張老師說書被燒了”。
鏡頭緩緩拉遠，窗外是破敗巷道，幾個孩子蹲在地上，用碎石複述她寫過的內容。
接著切換——某小學作文展，“我爺爺沒名字”“媽媽說曆史像風，但我們記住了風的聲音”……稚嫩筆跡下配著模糊老照片。
再轉至監獄探視區，鐵網之後，一群服刑人員整齊站立，手捧泛黃稿紙，齊聲朗讀一段口述回憶錄。
聲音起初雜亂，漸漸彙成低沉洪流：“我們不是罪人，是被遺忘的人。”
全場呼吸漸重。
最後一幕降臨：守燈廣場。
春雨初歇，紫藤攀援而上，在濕潤石壁間自然蜿蜒，竟勾勒出三個字——燈未熄。
無人修剪，無人引導，那是雨水順著舊年枝蔓流淌後留下的痕跡，仿佛時間本身寫下的遺言。
視頻結束。會議室陷入死寂。
三分鐘過去，才有人低聲問：“這是……誰組織的？”
劉建國合上電腦，聲音平靜：“沒有人組織。它自己長出來的。”
散會後人群退去，隻剩一位白發蒼蒼的老乾部佇立原地。
他緩步上前，從懷中掏出一本泛黃日記，封麵已磨損殆儘，僅剩一角寫著“1968·黃浦江畔”。
“這是我父親寫的。”老人嗓音沙啞，“他說，有些光，熄不滅的。”
劉建國接過日記，指尖觸到紙頁邊緣的焦痕。
與此同時，城南診所晨霧未散。
周影推著藥車走過長廊，腳步輕得幾乎聽不見。
這是他最後一次巡房。
每推開一扇門，他都停留片刻，目光掃過床頭卡、輸液滴速、患者睡顏，像是在確認某種秩序是否仍在運轉。
最後停在鄭其安值班室外。門虛掩，裡麵傳來敲擊鍵盤聲。
他推門而入，手中多了一套疊得整整齊齊的病號服——靛藍底色，袖口繡著極小的藤蔓紋樣，是醫院從未有過的款式。
“以後這裡由你負責。”他說。
鄭其安抬頭，怔住。
手指僵在鍵盤上，話卡在喉間。
他知道這不是交接班，而是一場告彆。
周影笑了笑，轉身離去，背影挺直如鬆，卻又透著難以言說的疲憊。
他走向後門。晨霧彌漫，濕氣纏足。行至門口，忽然停下。
回頭望去——門診大樓ed屏正滾動播出今日健康提示：“勤洗手，多通風，保持心情舒暢。”一行行滑過，直到最後一句突兀浮現：
“你說的話，已經長成了樹。”
他瞳孔微縮，隨即釋然。
不再停留，邁步走入街角薄光之中。
同一時刻，張婉清坐在工作室，郵箱自動刷新。
一封新郵件靜靜躺在收件箱——無標題，發送時間：600。
附件為空。
她盯著屏幕良久，心跳莫名加快。
忽然起身走到窗邊，風吹起窗簾，拂動桌角一疊尚未歸檔的錄音資料。
就在此時，她仿佛聽見遠處傳來一聲極輕的哢嗒——
像是老式打印機啟動的第一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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