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默那番犀利無比、將家庭倫理與法律動機緊密捆綁的反擊，如同最後一根稻草，徹底壓垮了彭海本就搖搖欲墜的辯護陣線。
賬本“殺手鐧”的失效，不僅沒能傷到葉晨分毫，反而成了對方反攻的跳板。蘇明玉和蘇明哲在葉晨的“親情控訴”下，自身道德立場崩塌，連帶削弱了為蘇大強辯護的情感基礎。
如今，連他試圖將庭審拉回“純技術討論”的最後努力，也被陳默有理有據地徹底駁斥。
在師兄陳默邏輯嚴密、步步緊逼的攻勢下，彭海可謂是節節敗退。他後續的幾次質證和辯論，都顯得蒼白無力，疲於應付。
無論是質疑檢方證據的偶然性，還是試圖強調蘇大強年齡大、反應慢，都被陳默輕鬆化解，並反過來強化了蘇大強行為“反常性”和“可責性”的論述。
彭海坐在辯護席上，額頭上沁出了細密的汗珠，他能感覺到法官看他的眼神中，那份最初對辯方律師的審視，已經漸漸變成了某種了然的平靜，甚至是一絲不易察覺的……遺憾？
他知道，那不是對他個人能力的遺憾，而是對辯方立場和證據已然無法支撐起有效辯護的遺憾。
沒了繼續糾纏下去的性質。這是彭海內心最真實的寫照。不是不想，而是不能。手裡的牌已經打光，而且打出的牌還幫了倒忙。
再糾纏下去，除了讓場麵更加難看，讓委托人的處境更加絕望之外，毫無意義。作為一名有經驗的律師，他深知有時“止損”比“強辯”更需要勇氣和判斷力。
庭審進入最後階段。控辯雙方做完總結陳詞後，整個法庭陷入一種凝重的寂靜，等待著最後的宣判。但所有人都心知肚明，結局似乎已無懸念。
旁聽席上，無論是那些心情複雜的老街坊，還是那些興奮記錄、腦中已經開始構思頭條標題的記者，抑或是麵如死灰的蘇明玉、羞愧低頭的蘇明哲，甚至包括被告席上那個仿佛靈魂已被抽走、隻剩下軀殼在等待最終審判的蘇大強自己——所有的明眼人都看得出來，審判席上的那個老頭，這次怕是在劫難逃了。
檢方指控的“過失致人死亡”，雖然摒棄了更嚴厲的“故意殺人”指控，但結合蘇大強在趙美蘭發病後那一係列無法用常理解釋的、明顯延誤並可能加重病情的冷血操作。
以及葉晨通過陳默成功勾勒出的蘇大強長期對妻子可能存在的冷漠、嫌隙乃至潛在利益衝突的家庭背景……
“就算不被判處故意殺人，一個過失致人死亡總是躲不過去的。”這個判斷，幾乎成了在場所有稍有法律常識或生活閱曆的人的共識。
而且，考慮到趙美蘭死亡的嚴重後果，以及蘇大強作為配偶所負有的最高程度的救助義務，其過錯程度顯然不輕。等待他的，絕不會是緩刑或很短的刑期。
“他這輩子剩下的年月，大概要在深牢大獄裡度過了。”
這個冷酷的預判，像一片沉重的陰雲，籠罩在蘇家人的頭頂，也縈繞在不少老街坊的心頭。
曾經在同德裡也算個人物、退休後卻折騰出無數風波、最終落得如此下場的蘇大強，其人生軌跡令人唏噓，但其行為後果，在法律的尺度下，又似乎難逃此劫。
法槌尚未落下，但無形的判決仿佛已經降臨。蘇家這場持續半年、牽扯了無數恩怨情仇的悲劇，似乎即將以蘇大強銀鐺入獄、家庭徹底分崩離析的慘淡方式，畫上一個沉重的句號。
而葉晨，這個一度被全家視為“麻煩”和“啃老”對象的二兒子，卻在這場風暴中，以一種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方式，完成了對自身的正名，並對這個扭曲的家庭進行了一次徹底的清算。
法庭內的喧囂與蘇家暴露在公眾視野下的瘡痍，隨著審判長的法槌敲響，暫時告一段落。
休庭期間，篤定蘇大強必會銀鐺入獄的議論，在旁聽席與記者間不脛而走。他們依照樸素的情感與片段化的信息，勾勒出一個似乎板上釘釘的結局。
然而，原告席上的陳默律師，遠沒有他庭審辯論時表現出的那般鋒芒畢露、勝券在握。
隻有他和他的當事人葉晨，以及經驗老到的法官與彭海，才真正清楚這潭水的深淺——勝利的天平看似傾斜，但支撐它的法律支點，遠不如圍觀者想象的那般堅實。
陳默的指尖無意識地輕叩著卷宗封麵，那正是他內心的寫照：審慎的猶疑。他比任何人都更早地看到了案件的“阿喀琉斯之踵”。
早在葉晨聘請他時，陳默就曾在其書房，對著攤開的證據材料冷靜剖析：
“蘇明成先生，我們必須正視現實。檢方目前的證據鏈，幾乎完全建立在間接證據和一係列高度反常的行為邏輯之上。
我們可以將這些行為串成一個可怕的‘故事’，但彭海律師也完全有能力，將它們拆解成一個個孤立、愚蠢但可能‘無罪’的錯誤。”
他當時重點指出了兩個致命的短板：
1.動機與故意難以坐實：“蘇大強與趙美蘭的矛盾，是長期的家庭瑣事與可能的財產心結，這能構成‘動機’，但距離刑法上證明‘殺人故意’還相差甚遠。
這章沒有結束，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
我們沒有他任何事前預謀的證據，比如討論如何處理後事的錄音、異常的保險購買記錄，或者能證明他明知趙美蘭病發危重卻故意拖延的直接證人。”
2.因果關係的或然性：“最關鍵的醫學鑒定隻能證明，延誤救治是重要的致死因素，但法醫無法在法庭上百分之百地斷言：‘如果當時立刻撥打120，趙美蘭女士就一定能存活。
’彭海一定會抓住這一點，強調死亡的‘或然性’，為蘇大強‘意外事件’的辯護撕開裂口。”
他當時甚至列出了三種可能的走向，並直言不諱地告訴葉晨，最有可能的結局，並非大快人心的重判，而是在“過失致人死亡”的邊緣反複拉鋸，甚至存在因“證據不足、疑罪從無”而無法定罪的風險。
然而，葉晨的反應出乎陳默的預料。這位年輕的當事人聽完他冷靜到近乎冷酷的分析，臉上沒有絲毫的意外或沮喪，反而浮現出一種奇異的平靜。
“陳律師，我明白。”
葉晨的語氣很淡，目光卻深不見底：
“我需要的，從來就不是一個百分之百確定的刑期。我要的，是把所有這些事——他對我母親做過的事，他對這個家做過的事——全都放在陽光下，放在法庭上，讓所有人都看清楚。
至於他最後是進去，還是僥幸出來，那是法律的事。但經過了這一切，他在所有人眼裡，已經是個什麼東西，這才是我的事。”
陳默當時微微一怔，他忽然意識到，自己這位當事人所追求的，遠非一紙判決那麼簡單。
他是在進行一場公開的“社會性處刑”，法律的審判隻是其中最莊重、最無可辯駁的一環，但並非唯一目的。
他要的是徹底粉碎蘇大強作為一個“父親”、“丈夫”的社會外殼，將內裡的不堪暴露無遺。
正因如此，葉晨才會在法庭上拋開學理爭論，轉而進行那番動情的“親情控訴”。
那不僅是辯論技巧，更是他整個戰略的核心——當法律的天平可能搖擺時，他要用道德與人倫的砝碼，將蘇大強徹底壓垮在輿論的深淵裡。
想通了這一點，陳默心中對葉晨的那份“看不懂”便化作了更深的審慎。他不再糾結於“必勝”，而是專注於扮演好自己“專業利刃”的角色。
在法庭上，他強勢、犀利，將每一個間接證據都打磨得鋒利無比，構建起嚴密的行為邏輯鏈，迫使彭海和法官不得不正視蘇大強行為中那令人發指的“反常性”。
他正在將法律天平上那一點點可能的“傾斜”，通過極致的專業表現，儘可能地放大。
此刻休庭，陳默看了一眼旁聽席上那些義憤填膺、仿佛已看到蘇大強末日的人們，又看了一眼被告席上那個麵如死灰、精氣神已徹底垮掉的老頭。
他知道，從某種意義上說，葉晨的目的，在銀行證據出現、在親情控訴完成的那一刻，就已經達成了。
無論最終的判決書上寫下的是什麼罪名、多長刑期，蘇大強都已經“社會性死亡”了。
而陳默要做的，就是窮儘一切法律技藝，將這份“社會性死亡”的判決，儘可能地刻進具有強製力的法律文書之中。
他合上卷宗，等待著下一次開庭。法庭內的空氣依舊凝重，但陳默知道，真正的勝負，已在另一個層麵悄然落定。
而法律層麵的最終較量，無論結果如何，都不過是給這場早已分出高下的戰爭，蓋上一個或深或淺的官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