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初春，聯合帝國帝都。
中央帝國大學那融合了宏偉的東方古典式屋頂與西式羅馬柱廊的校園內，玉蘭花剛剛綻放，但國際學生公寓“萬國苑”三樓東側走廊的氣氛，卻比室外的倒春寒更加凜冽。波蘭留學生負責人、來自克拉科夫的揚·科瓦爾采維奇，剛剛從留學生事務辦公室出來，手裡緊緊攥著一份由校方國際學生管理處主任、海外黨背景的歐陽庚教授親自簽發的《注意事項告知書》。他麵色凝重地推開分配給波蘭留學生的公用休息室的門，十幾張年輕而略顯緊張的麵孔立刻轉向他——這些都是來自波蘭的公費生，主修機械、化工、冶金等專業。
“諸位，”揚的聲音低沉，帶著一絲不易察覺的顫抖，他將那份文件放在中間的橡木桌上，“這是校方，歐陽庚主任剛剛召集我們幾個國家留學生負責人開會時，特彆、反複強調的事項。與我們直接相關的是第一條：校方強烈建議，不，幾乎是明確要求，我們波蘭學生，要儘量避免與……與住在西側走廊的蘇聯留學生進行非必要的私下接觸和交流。”
休息室裡頓時一片寂靜，隻能聽到窗外風吹過鬆針的沙沙聲。來自華沙、主修電氣工程的斯塔尼斯瓦夫·米庫瓦猛地站起身，臉上因憤怒而泛紅：“避免接觸？為什麼？我們是來學習的，不是來搞外交對峙的！校方憑什麼乾涉我們和誰交往？”
“冷靜點，斯塔尼斯瓦夫。”來自羅茲、性格沉穩的化工係學生卡齊米日·諾瓦克示意他坐下，然後轉向揚，“揚，校方給出了什麼理由？總得有個說法。”
揚·科瓦爾采維奇深吸一口氣，複述著歐陽庚主任那帶著官腔卻又意有所指的話：“歐陽主任說，這是出於‘對全體國際學生安全與和諧學習環境的考慮’。他提到，根據他們掌握的情況，目前在校的這批蘇聯留學生，大約二十人，絕大部分都有……都有軍隊背景，而且，很多人‘可能’參與過1920年的蘇波戰爭。校方擔心，如果我們雙方學生因為曆史問題發生‘不愉快的摩擦’甚至‘衝突’，將會嚴重影響中央帝國大學的聲譽和正常的教學秩序，也‘不利於’我們各自學業的完成。”
“軍隊背景？蘇波戰爭？”一個來自利沃夫、名叫沃伊切赫的年輕學生聲音尖銳地重複道，他的父親在戰爭中負傷致殘，“意思是，西側走廊住著的那些人裡，很可能就有當年向我們開槍、入侵我們家園的俄國兵？而現在，我們要和他們在一個食堂吃飯，一個圖書館看書？校方卻隻是輕描淡寫地讓我們‘避免接觸’？”他的拳頭緊緊握起，指節發白。
“校方的措辭很謹慎，但意思很明確。”揚疲憊地揉了揉眉心，“歐陽主任暗示，這是‘高層’的關照。我猜測，這‘高層’可能涉及到帝國外交部，甚至更高層。他們不希望帝都，尤其是中央帝國大學這樣的學術聖地，成為我們波蘇之間曆史恩怨的角鬥場。這會影響聯合帝國與雙方的關係，特彆是現在他們與蘇聯還有勒拿河關稅、西伯利亞鐵路運輸權等一攬子複雜談判在進行中。”
斯塔尼斯瓦夫·米庫瓦依然憤憤不平：“所以我們就得假裝看不見？假裝那些可能手上沾滿我們同胞鮮血的人不存在？學術交流？見鬼去吧！我絕不會和一個蘇聯人坐在一張桌子上討論麥克斯韋方程組！”
卡齊米日·諾瓦克則顯得更理智一些，但也眉頭緊鎖：“我理解大家的情緒。但校方的擔憂並非全無道理。衝突一旦發生，無論對錯，我們很可能成為犧牲品，甚至可能被遣返回國，那我們將如何麵對國內的期望？我們的學業怎麼辦？”他頓了頓，壓低聲音，“而且，你們想過沒有，為什麼校方，或者說聯合帝國當局，要如此明確地劃這條線？他們是在保護我們，還是在……隔離我們？防止我們與蘇聯人接觸，會不會也有他們自己的政治考量？比如，防止我們之間產生任何超出他們控製的、對聯合帝國不利的交流或共識？”
這番話讓休息室再次陷入沉思。聯合帝國作為一個中立的超級大國，其內部黨派林立，對波蘇兩國的政策本就微妙。北方黨可能更傾向於利用波蘭牽製蘇聯，而南方黨或許更看重與蘇聯的潛在商業利益。校方的這個“建議”，背後可能牽扯著帝國高層複雜的平衡術。
就在這時，休息室的門被輕輕敲響。來自學生會、擔任國際學生聯誼乾事的聯合帝國本土學生李文博其父是工業大臣許德華麾下的一名司長）探進頭來，他臉上帶著程式化的微笑：“科瓦爾采維奇同學，各位波蘭的同學，打擾一下。下周學校禮堂有一場關於‘遠東能源地質勘探新技術’的學術報告，由龍武集團的高級工程師主講，機會難得，這是門票。另外，”他看似隨意地補充道，“學生會組織的周末西山郊遊，報名表我也放這兒了。哦，對了，順便提醒一下，圖書館三樓的東歐資料閱覽區最近在整理，可能有點亂，建議大家暫時先去二樓的期刊閱覽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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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博的話聽起來是例行公事，但波蘭學生們都聽出了弦外之音：龍武集團是北方黨的核心產業，這場報告是示好也是拉攏；西山郊遊是創造與聯合帝國本土及其他國家學生唯獨不包括蘇聯人）交流的機會；而所謂“整理資料”的東歐閱覽區，恰好是蘇聯留學生平時也愛去的地方。校方和學生會，正在用更柔和的方式，潛移默化地實施著“隔離”政策。
李文博離開後，揚·科瓦爾采維奇看著桌上那張《注意事項告知書》，沉重地說：“大家都聽到了。校方的態度已經很清楚了。我個人意見是，在現階段，我們儘量避免主動與蘇聯學生發生直接衝突，遵守校規，專注於學業。但這不意味著我們要忘記自己的身份和曆史。我們需要更加團結，互相支持。”
然而，生活在同一屋簷下，完全的隔離幾乎是不可能的。幾天後，在中央帝國大學最大的階梯教室“勤政殿”裡，一場關於“高等數學”的大課如期而至。波蘭和蘇聯的留學生，因為專業相近，不可避免地坐在了同一間教室。當揚·科瓦爾采維奇和幾個波蘭同學走進教室時，他們立刻注意到西側靠窗的位置，已經坐著幾個身材高大、穿著樸素但整潔、神色嚴肅的斯拉夫麵孔的年輕人——正是蘇聯留學生。雙方的目光在空中短暫交彙，都迅速移開，教室裡的空氣仿佛瞬間凝固了。波蘭學生們刻意選擇了遠離他們的座位，中間隔開了好幾排空位，仿佛有一條無形的鴻溝。
講課的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教授，似乎對台下微妙的氣氛渾然不覺，沉浸在數學的世界裡。課間休息時，波蘭學生們聚在一起用母語低聲交談，蘇聯學生則沉默地坐在原位，或獨自看著窗外。這種刻意的疏遠和沉默，比激烈的爭吵更讓人感到壓抑。
課後，在返回公寓的林蔭道上，斯塔尼斯瓦夫·米庫瓦忍不住低聲對揚說：“你看到那個坐在最邊上的大個子了嗎？我敢打賭，他胳膊上的傷疤是槍傷！他們怎麼有臉來這裡學習我們的技術？！”
揚沒有回答，他隻是默默地走著。他想起離國前，瓦迪斯瓦夫·格拉布斯基總理的囑托：“學習知識，建設祖國。”他也想起在維斯瓦河畔看到的那些亟待修複的橋梁和工廠。理想的重量與現實政治的冰冷，在這所遙遠的東方名校裡，以一種令人窒息的方式交織在一起。他知道，這條由校方劃出的、充滿戒備的界限，將會貫穿他們整個留學生涯，成為每個人心頭一道難以愈合的隱形的傷疤。而這，僅僅是波蘭在複雜國際格局中謀求生存與發展的一個微小而真切的縮影。聯合帝國的校園，也並非遠離政治的象牙塔，它同樣是世界格局脆弱平衡的一個折射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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