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克裡姆林宮一間穹頂高聳、裝飾著紅色旗幟和馬克思、恩格斯肖像的會議室裡，氣氛凝重得如同西伯利亞的凍土。一場關於是否繼續以及如何向資本主義國家派遣留學生的政治局特彆會議，正演變成一場言辭尖銳、立場對立的激烈交鋒。空氣中彌漫著劣質煙草的辛辣氣味和意識形態鬥爭的硝煙。
教育人民委員安納托利·盧那察爾斯基，一位戴著圓框眼鏡、頗具學者風度的布爾什維克元老，正激動地揮舞著一份薄薄的報告，聲音因情緒激動而有些顫抖：“同誌們！我們必須正視這個嚴峻的現實！這份來自我們在聯合帝國中央帝國大學的留學生臨時黨支部書記伊萬·彼得羅夫同誌的密報，清楚地說明了情況！我們的二十名留學生，在資本主義學術堡壘的中心，承受著巨大的政治和思想壓力！校方刻意將他們與波蘭學生隔離，周圍充斥著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更嚴重的是，我們了解到，聯合帝國北方黨控製的金剛集團、龍武集團，正試圖通過提供實習機會、技術資料等手段，潛移默化地影響我們的學生，灌輸技術至上、淡化階級鬥爭的思潮！這已經不是單純的學習，而是一場沒有硝煙的意識形態戰爭前線！我堅決認為，必須立即召回這批學生，並重新全麵評估向所有資本主義國家派遣留學生的政策！我們不能拿蘇維埃最優秀的年輕人的思想純潔性去冒險！”
他的話音剛落，重工業人民委員格裡高利·奧爾忠尼啟則猛地一拍桌子，震得桌上的陶瓷茶杯叮當作響。這位身材魁梧、以務實和強硬著稱的格魯吉亞人，臉上寫滿了不耐煩和憤怒：“安納托利·瓦西裡耶維奇！收起你那套學院式的恐慌論調！召回留學生？說得輕巧！你知道為了把這二十個年輕人送到中央帝國大學，我們動用了多少寶貴的外彙？伏爾加河流域的饑荒還沒完全過去，我們的人民還在挨餓，但人民委員會還是批準了這筆開支！為什麼？因為我們需要技術！需要實實在在的知識！不是關起門來喊口號就能建成社會主義的！”
他拿起另一份文件，聲音如同洪鐘，在整個會議室回蕩：“看看這份清單！金剛集團在特種鋼材冶煉方麵的最新專利，龍武集團在石油催化裂化技術上的突破，榮耀集團在無線電遠程通訊領域的進展！這些技術，是我們建設第聶伯河水電站、擴建烏拉爾工業區、實現全國電氣化所急需的！靠我們自己在廢墟上摸索，需要多少年？五年？十年？我們等不起！帝國主義包圍著我們，時間不在我們這邊！”
他轉向一直沉默抽煙的斯大林，語氣帶著懇切：“約瑟夫·維薩裡奧諾維奇，彼得羅夫同誌在報告裡也承認，儘管環境複雜，但我們的學生確實接觸到了世界最前沿的工程技術資料，部分人甚至已經進入了聯合帝國頂級企業的實驗室觀摩。這種機會，是我們在國內無法提供的！因噎廢食，是最大的愚蠢！”
“格裡高利·康斯坦丁諾維奇！你這是典型的實用主義，犧牲原則！”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格裡高利·季諾維也夫尖銳地打斷了他，他扶了扶夾鼻眼鏡，語氣冰冷，“技術固然重要，但思想的防線一旦被攻破，再先進的技術也會為他人做嫁衣！你怎麼保證這些年輕人在花花世界的帝都，不會受到資產階級思想的腐蝕？不會羨慕他們優越的物質生活？不會對我們正在經曆的艱苦創業產生動搖？當他們學成歸來，帶回的究竟是建設社會主義的技術，還是對資本主義模式的向往？這個風險，我們承擔得起嗎？我支持盧那察爾斯基同誌的意見，立即召回，加強國內培養才是正途！”
“國內培養？”奧爾忠尼啟則嗤之以鼻，“我們現有的高等技術院校，有多少合格的教授？有多少像樣的實驗室？連基礎的教材都靠翻譯國外過時的版本！季諾維也夫同誌，難道你要用十九世紀的課本，去教學生建設二十世紀的社會主義嗎？”
一直旁聽的紅軍總司令謝爾蓋·加米涅夫也加入了爭論，他的角度更為戰略化：“我理解技術和思想上的擔憂。但從一個純粹的軍事安全角度考慮，讓我們的年輕人進入聯合帝國這樣的強國核心學術機構，本身也是一種情報收集和了解潛在對手的寶貴渠道。關鍵在於如何加強管理和引導。或許，我們可以增派更可靠的政治委員，建立更嚴格的彙報和審查製度，而不是簡單地一刀切召回。”
會議陷入了僵持。支持派遣的奧爾忠尼啟則和加米涅夫，強調技術獲取的現實緊迫性和戰略價值；反對派遣的盧那察爾斯基和季諾維也夫，則高舉意識形態純潔性和政治風險的大旗。雙方各執一詞，互不相讓。
一直沉默的斯大林，終於緩緩放下手中的煙鬥，他用指節輕輕敲了敲桌麵，低沉而帶有濃重格魯吉亞口音的聲音讓所有人都安靜了下來。
“同誌們，爭論的焦點，在於我們如何看待技術與政治、短期利益與長期風險的關係。”斯大林的目光緩緩掃過在場每一個人，“盧那察爾斯基同誌和季諾維也夫同誌的擔憂，是有道理的。資本主義的糖衣炮彈，比他們的軍艦大炮更危險。我們不能天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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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話鋒一轉：“但是，奧爾忠尼啟則同誌和加米涅夫同誌指出的現實困難，我們也無法回避。社會主義不能建立在落後的沙地上。我們需要技術，需要專家，這是鐵一般的事實。”
他停頓片刻，做出了決斷：“因此，留學生計劃不能取消，但必須進行徹底的改造和加強控製。”
他具體指示道：“第一，成立一個由契卡全俄肅反委員會）、教育人民委員部和重工業人民委員部共同組成的‘特彆留學生管理委員會’，由捷爾任斯基同誌親自負責。所有留學生的選拔，必須經過嚴格的政治審查，優先選擇黨團員、工人子弟，特彆是那些在國內戰爭中經過考驗的紅色指揮員。第二，在留學生中建立絕對忠誠、組織嚴密的地下黨支部，由契卡經驗豐富的特工擔任書記，實行單線聯係，定期進行秘密的思想彙報和忠誠度評估。第三，留學生的學習方向必須嚴格限定在自然科學和應用技術領域，嚴禁接觸社會科學、人文藝術等意識形態敏感學科。第四，他們的生活實行半軍事化管理，嚴格限製與外界不必要的接觸，特彆是要杜絕與波蘭等敵對國家學生的任何私下交往。第五，也是最重要的，要讓他們時刻牢記自己的使命和身份。定期組織秘密學習，用列寧同誌的著作武裝頭腦，批判資本主義製度的腐朽性，讓他們明白，他們去學習技術，是為了更快地埋葬資本主義製度本身。”
斯大林的方案，試圖在絕對的政治控製下，有限度地利用資本主義的技術資源。這本質上是一種走鋼絲的策略。
最終，一個經過嚴格篩選、帶著沉重政治使命的第二批蘇聯留學生名單，在重重爭議和嚴密安保下確定。他們不再是單純的學生，而是被視為意識形態前線的“戰士”，他們背負的不僅是學業壓力，更是維護蘇維埃政權思想純潔性的巨大重任。當他們再次踏上前往聯合帝國的旅程時，心情遠比第一批學生更加複雜和沉重。而在中央帝國大學校園裡，那條由校方和蘇聯自身共同劃下的、無形的界限，也因此變得更加森嚴和不可逾越。這場圍繞留學生的爭論，深刻地反映了新生蘇維埃政權在孤立環境中尋求發展的兩難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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