縣城的汽車站像個被踩扁的麥秸垛，亂糟糟堆著人。梨花攥著春燕給的藍布包，指節把粗布捏出褶皺，包裡的硬幣硌得掌心生疼。布告欄上的紅紙招貼被風吹得卷邊，最醒目的一行字刺得她眼睛發緊：“南方電子廠招工，管吃住，月薪百元”。
百元。在姑射山下，種一畝冬小麥，除去種子、化肥，忙活大半年也就能落個三十塊。她摸了摸懷裡的育秧手冊——去年改了幾頁，記的全是冬小麥的種植時令，紙頁邊角被汗水浸得發褐。狗剩在世時總說：“梨花，咱這麥子種得再好，也填不飽肚子，得出去闖闖。”那時她隻當是玩笑，如今卻成了唯一的念想。
“去南邊？”售票窗口的玻璃蒙著灰，裡麵的人抬眼看她，“廣州？”
梨花點頭，聲音被喉嚨裡的沙粒磨得發啞：“嗯，找電子廠。”
“票錢五十六，”售票員把硬紙片似的車票推出來，“硬座，得熬三天三夜。”
五十六塊。夠買二十斤麥種了。梨花從布包裡數出硬幣，指尖沾著的麥糠落在櫃台上，被她慌忙抹掉。車票上的“廣州”兩個字印得歪斜，像她此刻七上八下的心。
綠皮火車進站時，像頭喘著粗氣的老黃牛，車身上的鐵鏽被雨水衝得一道深一道淺。梨花被人潮擠著往上湧，背包帶勒得肩膀生疼，裡麵隻裝著兩件打補丁的褂子、那本育秧手冊，還有狗剩編的歪蝴蝶草帽——她總覺得，帶著它就像帶著個念想。
車廂連接處早被占滿了，有人鋪著麻袋片蜷著，有人抱著行李蹲在地上。梨花背靠著鐵皮車廂，冰冷的寒意透過薄薄的衣料滲進來，讓她想起姑射山的冬夜。車開起來時，鐵皮“哐當哐當”響，震得她牙床發麻，旁邊一個抱著孩子的大嫂說：“妹子，第一次出門？”
“嗯，”梨花往邊上挪了挪，給孩子騰點地方，“去廣州找活。”
“廣州好啊，”大嫂咧嘴笑，露出顆缺了的門牙，“我男人在那兒的玩具廠，說一天能掙三塊多。咱山裡人種麥子，風調雨順才夠嚼穀，進廠掙的是現錢。”
現錢。梨花摸了摸兜裡的幾塊零錢，那是春燕硬塞給她的。去年冬天，她在趙家莊幫人割麥子，一天才掙五毛，還得看天吃飯。
車過黃河時，天剛蒙蒙亮。梨花扒著窗戶看，渾濁的河水卷著泥沙往東淌，像姑射山下每年開春的融雪水。她忽然想起和狗剩一起種麥子的日子，他在前頭用犁開溝，她在後頭撒種，麥種落在土裡的聲音“沙沙”的，像在說悄悄話。那時她總問：“狗剩，咱這麥子能打多少？”他就說：“夠你蒸一冬天的白麵饃。”
想到這兒，鼻子忽然一酸，眼淚差點掉下來。她趕緊彆過頭，假裝看窗外掠過的樹——那些樹和山裡的不一樣，葉子闊大，綠得發亮，不像冬小麥，總是灰撲撲的，卻在寒風裡站得筆直。
三天三夜的火車坐得人脫了層皮。到廣州站時，正是晌午，毒辣的太陽像要把人烤化。梨花跟著人流往外走，腳底板磨出了水泡，每走一步都鑽心疼。站前廣場像個巨大的蒸籠，到處是舉著牌子招工的人，嗓子喊得比山裡的吆喝還響：“電子廠招人！包吃住！”“製衣廠缺女工！”
一個穿藍工裝的男人攔住她：“妹子，來我們電子廠不？管三餐，住集體宿舍，第一個月就開八十塊！”
“電子廠……乾啥的？”梨花攥緊了背包帶，手心全是汗。
“插零件唄，”男人揮揮手，“跟你在家擺麥粒似的，不難。”
擺麥粒。梨花想起曬麥時，她總把癟粒挑出來，飽滿的堆成小山。她點了點頭：“我去。”
坐上招工的麵包車，走了快兩個鐘頭才到廠區。遠遠就看見高高的煙囪，黑黢黢的煙柱直往天上冒，把白花花的日頭都遮了半邊。廠門旁邊的牌子寫著“光明電子廠”，漆皮掉了大半，“明”字的“日”字旁隻剩個黑窟窿。
宿舍是紅磚砌的平房，一溜排開，像村裡的牲口棚。梨花被分到三樓最東頭的屋，八張上下鋪擠得滿滿當當，空氣裡飄著汗味和肥皂的混合氣息。靠門的下鋪坐著個梳短辮的姑娘，看見她進來，抬頭笑了笑：“我叫紅梅，河南來的，你呢？”
“梨花。”她把背包放在最靠裡的上鋪，床板吱呀作響。
“山裡來的？”紅梅打量她的布鞋，鞋麵上還沾著點黃土，“我也是，俺那兒種棉花，不如進廠掙錢。”
梨花沒說話，隻是摸出育秧手冊。紅梅湊過來看：“這是啥？”
“種麥子的法子，”她指著上麵的字，“啥時候耕地，啥時候施肥，都記著。”
紅梅笑了：“都出來進廠了，還記這乾啥？”
“總有回去的時候。”梨花把手冊掖在枕頭下，像藏著個秘密。
第二天一早，天還沒亮透，哨子就“嘀嘀”地響。梨花跟著人流往車間跑，腳底下的水泡磨破了，襪子粘在肉上，疼得她齜牙咧嘴。車間裡亮得晃眼，一排排機器“嗡嗡”轉著，像無數隻振翅的馬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