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權力不受約束，今日的‘英明’或許就是明日的‘暴政’。”
伏爾泰卻從這一幕中看到了希望，他站起身。
“我們與其在此爭論，不如親往講學現場一看。
清國皇帝允許學子暢所欲言，這在任何專製國家都難以想象。
若清國的學子真能自由表達思想，若這位君主真能接納異見，那便足以證明，這不是普通的專製，而是值得期待的開明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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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德斯鳩與盧梭對視一眼，雖仍存疑慮，但也認可了這個提議。
他們起身整理衣袍，決定前往即將開講的京城各大學府，親耳聽聽清國的學子們，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自由表達思想。
而此時的養心殿內，弘曆正翻閱著劉統勳送來的審訊奏折。
當看到張彪等人不僅收受孝敬錢，還曾多次濫用酷刑虐待囚犯時，他眼中寒光更盛，提筆朱批。
“即刻行刑，曝屍三日，以儆效尤！”
……
北京政法大學。
禮部尚書顧廷儀側身引路，伏爾泰、孟德斯鳩一行踏著平整的水泥路踏入校園。
西式紅磚教學樓錯落排布，實驗室裡望遠鏡、蒸餾器等儀器整齊陳列，公告欄上“政體之辨”“宗教爭議”“神權與王權”的辯論預告，竟全是歐羅巴學術界避之不及的敏感議題。
草坪中央，絕大多數圍坐的學子熱議“君主統治的合理性”，青衣學子朗聲道。
“大清幅員遼闊、人口眾多，若沒有君主集權統籌，朝堂扯皮十年也難落地。
如今邊疆安穩、百姓富足，正是因為皇上能跨越派係，以雷霆手段推動變革，這不是獨斷，是大國治理必需的決斷力。”
附和者補充：“西洋諸國疆域狹小尚可試議會製，大清拆分權力隻會陷入藩鎮割據，百姓遭殃。”
樹蔭下，師從劉墉、戴震的學子聚焦“權力製衡”，身著華服學子手持書本從容開口。
“君主集權高效毋庸置疑，但風險亦存。曆史上明君少庸君多，即便本朝皇上開明，也需防權臣蒙蔽、官吏舞弊。
我們並非否定君主，而是要讓君權運行在律法框架內，皇上設三級法院、反貪局，本質就是製衡權力的嘗試，唯有將‘明君之治’轉為‘製度之治’，新政才不會因人而廢。”
石桌旁的宗教討論直擊核心，尤其讓西洋學者動容。
發言的學子大多師從吳淑度，不少人還參與過《炎黃會典》的編撰，觀點帶著典籍編撰過程中沉澱的思辨。
“《炎黃會典》早已明確，華夏文明的核心是‘以人為本、以法為綱’，國家律法高於一切宗教傳統！
這不是空談，而是大清的治理根基。”
一名曾參與編撰的學子舉例：“不管是儒釋道信徒，還是西洋傳教士，隻要觸犯律法，便一視同仁，此前江南地區有西洋傳教士禁止教眾為祖先掃墓，稱‘教義高於孝道’，結果被地方官依律警告，若再犯便驅逐出境。”
他進一步闡釋：“我們編纂《炎黃會典》時便反複研討，宗教是心靈寄托，傳統是文化傳承，但二者都不能淩駕於律法與公序良俗之上。
傳教士若乾預地方事務、強迫信眾放棄宗族祭祀，即便有教會庇護，也必受懲處。
信徒若借宗教名義偷稅漏稅、聚眾鬨事，同樣難逃律法製裁。
皇上劃定的這條紅線，正是守住了法治的底線。”
這番話讓伏爾泰等人瞳孔驟縮，這不正是他們畢生追求卻難以實現的目標？
歐羅巴教會長期淩駕於律法之上，壟斷知識、迫害異見者，國王登基需教會加冕，甚至因宗教爭端血流成河，而這個東方學府裡，一群年輕學子，竟將“律法高於宗教”視作理所當然的治理準則。
更讓他們震驚的是，不遠處的長椅旁，幾名同樣師從吳淑度的學子還在討論“神權的虛妄”。
一名學子直言：“歐羅巴教會宣稱‘君權神授’，實則是為了掌控世俗權力。
《炎黃會典》明確定義‘華人’以文化與認同為根，而非神權背書。
我大清以‘民心’為統治根基，皇上推行新政以民為本，百姓吃飽穿暖、權益有保，自然擁護君主，何須神權加持？”
旁邊學子附和：“西洋教會壟斷知識、迫害異見者，而我大清興辦新式學堂、鼓勵自由探討，這才是文明進步的正道。
神權不應淩駕於人權與律法之上。”這般直白質疑神權的言論，在歐羅巴足以招致火刑，在此卻能坦然爭論。
敏感議題並行不悖，學子們穿梭辯駁卻無人身攻擊，主持辯論老師僅適時點撥。
“諸般主張皆有依據，關鍵在適配大清國情。”無半分斥責阻攔。
伏爾泰握緊手中的羽毛筆，筆尖因激動微微顫抖，他們在歐羅巴苦苦抗爭的“律法至上、破除神權壟斷”，竟在這個東方國度的學府裡，成為學子們自由探討的尋常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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