衛小青在這裡住了幾天，回澳城了。
杜澤站在總督府的露台上，手裡捏著份遠東漁業資源分布圖——勘察加半島的鱈魚群、除科奇海的帝王蟹、鄂霍次克海的三文魚，密密麻麻的紅點像撒在地圖上的血珠，最終都指向一個坐標：海參崴。
“老板，這是北鬥控股集團傳來的最新數據，”桑鐵捧著筆記本電腦走過來，屏幕上的柱狀圖一路飆升，“玉衡商超在國內的門店已經突破1200家，上個月剛建成東南亞的550家連鎖超市，友誼商城在法蘭西和應國的新店也開業了，光歐洲市場的海鮮需求量，每月就超過噸。”
杜澤的指尖點在“堪察加”三個字上。那裡的漁民每次捕撈後，都要先運到海參崴的臨時碼頭，再轉賣給零散的加工廠，損耗率高達30。“不能再這樣下去，”他突然轉身，“要建就建遠東最大的漁業加工廠，讓堪察加的魚、除科奇的蟹，到了海參崴就能直接加工、冷鏈、發貨，一條龍到底。”
濱海邊疆區政府大樓的會議室裡，暖氣開得很足。安德烈耶維奇搓了搓凍得發紅的手，看著桌上那份《漁業加工廠選址方案》，指節因用力而發白。三個月前，他還是海參崴大學的被辭退的教授，每天守著書店看店，如今卻成了杜澤欽點的邊疆區州長，連他自己都覺得像場夢。
“州長先生，您覺得這三個選址哪個更合適？”杜澤推過來三張航拍圖，分彆標著a、b、c三個區域。
安德烈耶維奇推了推老花鏡，指著標著a的圖：“這裡離現有港口最近，鐵路線直接通到碼頭，運輸成本最低；而且旁邊就是廢棄的國營罐頭廠，廠房還能用，改造起來比新建省一半錢。”他頓了頓，補充道，“就是這片地以前是伊萬諾夫的‘私人儲備地’，當年強拆了三個漁村，老百姓可能有情緒。”
杜澤點頭——這正是他看重安德烈耶維奇的地方。這個老教授不僅懂規劃，更懂民心。
沒人比杜澤更清楚，為何要把這個邊疆區州長的位置交給安德烈耶維奇。
四年前，伊萬諾夫強拆漁村建私人碼頭時，整個海參崴沒人敢站出來說話，隻有時任大學校長的安德烈耶維奇，帶著學生舉著“還我家園”的牌子，堵在拆遷隊的推土機前。那天零下20度，老頭站在雪地裡，凍得嘴唇發紫，卻死死攥著漁民的聯名信，直到被伊萬諾夫的人架走，嘴裡還在喊“法律不允許你們這麼做”。
後來，安德烈耶維奇被羅織罪名撤了職，隻能靠開書店度日。但他沒怨天尤人，反而在書店裡開起了“法律夜校”，免費教漁民們認字、懂法，幫他們寫申訴材料。杜澤剛到海參崴時，收到的第一份漁民求助信，就是老頭代筆的，字裡行間全是對百姓的心疼，沒有一句個人抱怨。
“您就不怕我搞砸？”當年議會表決前，安德烈耶維奇曾這樣問杜澤。
“怕就不找您了。”杜澤遞給她一份漁民的聯名信，上麵有三百多個紅手印，“這些人信您，比什麼都重要。”
更重要的是，安德烈耶維奇對權力沒有貪欲。上任三個月，他把辦公室的真皮沙發換成了舊木椅，把配的專車換成了二手拉達，省下的錢全給偏遠地區的學校買了煤。有次杜澤去他辦公室，看見老頭正蹲在地上修打印機，說“找外麵的人修要花五十盧布，能買兩本字典了”。
“州長先生，”杜澤打斷他的思緒，“老百姓的情緒我來解決。您隻需要把加工廠的基建方案做細，三個月內必須開工。”
安德烈耶維奇猛地抬頭：“我已經讓設計院連夜出圖了，明天就能給您。”他從抽屜裡拿出個筆記本，上麵記著密密麻麻的數字，“工人我都聯係好了，就是當年被強拆的那三個漁村的漁民，他們懂大海，也需要工作。”
杜澤看著筆記本上的字跡，忽然想起桑鐵說的——安德烈耶維奇每天下班後，都要去漁民家裡坐會兒，聽他們說難處，記在本子上，能解決的當場就打電話，解決不了的就攢著彙報給他。這樣的人，不用來做州長，用誰？
a區域的廢棄罐頭廠，曾是海參崴的驕傲。大蘇時期，這裡每天能加工50噸魚，罐頭貼著“遠東明珠”的標簽，遠銷全大蘇。伊萬諾夫掌權後，把廠子拆了一半，剩下的改成私人倉庫，堆著他走私的汽車零件，牆皮剝落的廠房上，還能看到“勞動最光榮”的褪色標語。
杜澤帶著安德烈耶維奇和漁民代表來勘察時，老漁民謝廖沙蹲在地上，摸著裂開的水泥地哭了：“當年我爸就在這兒當工人，每天下班都給我帶魚罐頭……”
“謝廖沙大叔，”杜澤蹲下來，握住他的手，“咱們把廠子修起來，比以前更大、更好，讓您兒子也能在這裡上班，行嗎？”
謝廖沙抹了把眼淚：“真的？”
“真的。”杜澤指著遠處的港口，“以後堪察加的魚、除科奇的蟹，都運到這兒來加工，咱們自己的廠子，絕不缺斤少兩，絕不拖欠工資。”
但選址的反對聲很快就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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