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會，曾在光輝的歲月裡，代表了無數勞動者的權益和心聲。
在那個工人階級地位崇高的年代，工會手握福利分配、住房調配、甚至子弟就業安置的部分權力，一度是令人豔羨的實權部門。
工會主席往往由德高望重的老同誌擔任，在單位裡說話頗有分量。
每逢過年過節，工會負責發放米麵油、電影票、組織聯歡遊園，是職工們最貼心的“娘家人”。
然而，時代的車輪滾滾向前。
隨著市場經濟大潮的洶湧澎湃，國有企業的改製、民營經濟的崛起，徹底改變了勞資關係的格局。
資本的力量日益凸顯，企業追求利潤最大化成為首要目標。
而在這一過程中，工會的地位和作用，無可避免地受到了劇烈衝擊。
在大多數非公有製企業中，工會要麼根本沒有建立，要麼形同虛設，成為老板的“附庸”或“花瓶”。
工會主席往往由企業中層甚至老板親屬兼任，其主要“工作”變成了組織旅遊、發點福利，但在涉及員工核心利益如薪酬、工時、勞動安全保障等問題上，幾乎毫無發言權和談判能力。
“你不乾，有的是人乾！”
這句資本方常常掛在嘴邊的話，成了許多普通勞動者不得不去麵對的絕望困境。
維權？成本太高，風險太大。
在體製內，工會的狀況也好不到哪裡去。
隨著政府職能轉變和事業單位改革，原先由工會掌握的許多實質性資源，如分房、福利物資等，逐漸消失。
工會的工作內容，逐漸演變成了組織一些不痛不癢的文體活動、發放一些標準化的節日慰問品、負責一下離退休老同誌的服務工作。
其核心的“維護職工合法權益”的職能，在很大程度上被弱化、虛化、邊緣化。
更嚴重的是，官僚主義和形式主義的侵蝕。
各級工會組織，某種程度上也變成了一個“衙門”。
機關化、行政化傾向嚴重。
工作滿足於發文件、開會議、搞檢查，脫離基層、脫離職工群眾。
很多工會乾部，缺乏為工人代言、為權益鬥爭的勇氣和擔當，更多考慮的是如何“不出事”、如何“平穩過渡”。
久而久之，工會成了一個“說起來重要，做起來次要，忙起來不要”的尷尬存在。
在普通人尤其是年輕一代的認知裡，“工會”這個詞已經變得非常陌生和遙遠。
它似乎隻存在於老電影裡，或者父輩們茶餘飯後的回憶中。
在現實生活中，當你遇到工資被克扣、加班沒有補償、勞動條件惡劣時，你第一個想到的會是勞動仲裁、是法院、甚至是網絡曝光，但幾乎不會有人想到“去找工會”。
工會，已經從當年那個威風凜凜的“職工之家”，淪落為一個清閒、邊緣、甚至被戲稱為“養老單位”的機構。
有能力、有抱負的年輕乾部，不願去；
去的，很多是尋求安穩、或者被“安排”的關係戶。
整個係統，缺乏活力，缺乏戰鬥力，與它所應代表和維護的廣大勞動者階層，嚴重脫節。
這就是鄭儀此刻麵對的工會現狀。
一個曆史悠久、本該充滿活力的組織，卻在時代的變遷和自身的僵化中，沉沉睡去。
鄭儀深知，要想真正夯實“新明州建設”的群眾基礎，要想讓發展的成果可持續地惠及廣大勞動者，僅僅依靠政府自上而下的政策推動是遠遠不夠的。
必須有一個強有力的、自下而上的組織載體，來代表、聚合、表達勞動者的利益訴求，來監督企業履行社會責任，來構建和諧穩定的勞動關係。
這個載體，非工會莫屬！
喚醒工會，重塑工會，讓它重新煥發生機與活力，成為勞動者可以信賴和依靠的“娘家”，成為推動社會公平正義的重要力量。
這，是鄭儀下一步必須要啃下的“硬骨頭”。
明州市總工會是一座三層小樓。
這棟樓還是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蘇式建築風格，外牆的米黃色塗料已經斑駁脫落，露出裡麵深色的牆體。
門口掛著的“明州市總工會”的牌子，油漆也有些暗淡了。
整個院子靜悄悄的，幾乎聽不到什麼聲音。
趙希言的車子駛入院內，停在了主樓門口。
他沒有帶隨從，隻帶了辦公廳一位分管工會、婦聯、共青團等群團組織聯絡工作的副科長，姓劉。
兩人下了車。
劉副科長看著眼前這棟略顯破敗的建築，臉上露出一絲詫異。
他雖然是負責聯絡群團組織的，但平時主要工作是收發文件、參加會議，真正踏足市總工會這座“大本營”的次數，屈指可數。
此刻親臨，才直觀地感受到這裡的冷清。
趙希言臉上沒什麼表情，隻是抬頭看了一眼這棟帶著濃厚時代印記的建築，然後抬步走了進去。
一樓的大廳看起來空蕩蕩的，隻有靠牆擺放著幾張掉了漆的木製長椅。
牆上掛著幾幅褪了色的宣傳畫，內容大多是“工人階級領導一切”、“勞動最光榮”之類的口號，與當下的環境顯得有些格格不入。
一個看起來五十多歲的門衛大爺，正坐在傳達室門口的小凳子上打盹，聽到腳步聲，迷迷糊糊地睜開眼。
“同誌，你們找誰？”
劉副科長上前一步，客氣地說：
“大爺，我們是市委辦公廳的，找一下陳主席。”
“市委辦公廳？”
門衛大爺愣了一下，似乎很久沒聽到這個單位有人來了，他揉了揉眼睛，看清了趙希言和劉副科長的穿著氣度，不敢怠慢，趕緊站起來。
“陳主席在樓上辦公室，我帶你們上去。”
“不用了，大爺，我們自己上去就行，您忙您的。”
趙希言溫和地說。
門衛大爺指了指樓梯：
“那……那你們從這邊上去，三樓最裡麵那間就是。”
趙希言點點頭，和劉副科長一起沿著略顯陡峭的水磨石樓梯向上走去。
樓梯的扶手是木製的，漆麵早已磨損，露出木頭的本色。
牆壁上刷的綠漆也剝落了不少。
整個樓道裡靜悄悄的，隻有他們兩人的腳步聲在回蕩。
偶爾有一兩間辦公室的門開著，裡麵能看到一些工作人員，有的在喝茶看報，有的在電腦前似乎在處理什麼，但整個氛圍給人一種慢節奏、甚至有些懶散的感覺。
他們來到三樓，沿著長長的走廊走到最儘頭。
那裡有一扇深棕色的木門，門上掛著一塊簡單的牌子：主席辦公室。
趙希言抬手，輕輕敲了敲門。
“請進。”
裡麵傳來一個略顯蒼老，但依然中氣十足的聲音。
趙希言推門進去。
辦公室比想象中要寬敞一些，但陳設極其簡單，甚至可以說是簡陋。
一張老式的深色辦公桌，幾把木椅，一個裝滿書籍的文件櫃，牆上掛著一幅有些年頭的中國地圖，還有一麵褪了色的錦旗。
整個房間乾淨整潔，但透著一股屬於過去時代的氣息。
辦公桌後麵，坐著一位老人。
他看起來六十歲左右，頭發花白，臉上刻滿了歲月的風霜。
最引人注目的是，他左邊肩膀下方的衣袖，空蕩蕩地垂在那裡——他隻有一條右臂。
這位，就是明州市總工會主席，陳山河。
陳山河年輕時參加過南疆的戰事，在那場保衛國家領土完整的戰鬥中，他失去了左臂，成為了一名榮譽軍人。
轉業後，他被安排到工會係統工作，然後憑借著紮實的作風和對工人群眾的深厚感情，一步步走上了市總工會主席的位置。
在這個位置上，他一乾就是小半輩子。
眼見著工會從一個曾經頗有影響力的部門，逐漸走向邊緣化，他內心充滿了無奈和不甘，但也無力改變時代的大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