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刑院，作為直屬於帝王的特務機構，在冤案中扮演了“堵喉之塞”的角色。時任理刑院總管的李德全，乃魏進忠的同鄉親信，正三品官階，掌京城緝捕、密奏傳遞之權，奉魏進忠密令，全程封鎖消息、攔截證物，成為構陷集團的“喉舌守門人”。
理刑院的核心職責之一，便是轉呈各地密奏與軍報。德佑三年十月，謝淵下獄的消息傳至九邊，各鎮總兵如遭雷擊，宣府總兵更是泣血寫下《謝太保忠勇疏》，詳述謝淵督邊功績與“通敵”之謬，八百裡加急送京。此類奏疏按製需經李德全呈遞，卻全被他扣壓不發。
李德全的攔截手段極為隱蔽。他對外宣稱“邊軍奏疏涉軍事機密，需會同兵部、鎮刑司複核，以防北元奸細混進”，將所有鳴冤奏疏積壓於文書房，既不呈遞，也不退回。宣府總兵派親衛喬裝成商販入京遞疏，竟被理刑院番子識破，以“擅闖禁地”為由杖責五十，投入理刑院水牢，三日後方才放出，嚇阻之意昭然。
除攔截外奏，李德全更嚴封京中言論。他下令“各坊巷增設番子巡查，凡私議謝太保案、為謝黨張目者，即以‘擾亂民心’論罪”。謝淵伏誅當日，金陵老婦張氏持香哭拜刑場，被番子當場枷於街口老槐樹下，暴曬三日，圍觀者無人敢勸，以此殺雞儆猴，京中一時“路無敢言謝公者”。
李德全的所作所為，徹底切斷了謝淵的昭雪之路。對德佑帝而言，其所能接觸的“信息”，全是魏進忠、石崇篩選後的“罪證”；邊軍的呼聲、民間的悲憤，全被理刑院的高牆隔絕。後世史家評：“謝淵之冤，半由奸黨構陷，半由信息閉塞。若李德全稍存良知，遞上一疏，冤案或有轉機。”
構陷需“物證”，更需“人證”。魏進忠、石崇選中的“反水者”，是宣府副總兵李默——此人乃謝淵一手提拔的部將，宣府保衛戰時，謝淵曾親為其療傷，按常理當以死相報，卻最終淪為構陷恩人的“汙點證人”，其背叛之由，皆因“利誘”與“脅迫”。
徐靖受石崇之命，親赴宣府見李默，開門見山拋出“誘餌”：“若你指證謝淵‘逼你虛報戰功、克扣軍糧’，待事成之後，宣府總兵之位便是你的，朝廷再賞白銀萬兩。”見李默遲疑，徐靖話鋒一轉，甩出卷宗：“這是你五年前虛報斬首數的實證，若不配合，明日便會送達禦史台，屆時你必身首異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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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讓李默的指證更“可信”，石崇特意命趙安偽造“謝淵手令”，手令中明寫“令李默虛報戰功三千，所扣軍糧解送金陵，為吾疏通關節”，與李默的“舊錯”形成呼應。徐靖將手令交予李默時，惡狠狠地威脅：“朝堂對質時，你隻需念出此令，過往舊賬一筆勾銷；若敢翻供，你的家眷已在詔獄緹騎手中。”
李默的“反水”，成為壓垮謝淵的最後一根稻草。朝堂對質之日，他身著孝服偽稱“因謝淵逼供而喪父”），聲淚俱下講述“受謝淵脅迫十年”的過往，當庭呈上偽造手令，引得百官嘩然。謝淵舊部嶽謙當場怒斥“手令印鑒有誤”，卻被魏進忠喝止：“嶽謙乃謝黨餘孽，其言不足信！”德佑帝見狀，對謝淵的“罪證”徹底深信不疑。
李默雖如願坐上宣府總兵之位，卻終生活在愧疚與恐懼中。謝淵冤案昭雪後，他自縛入京請罪，被革職流放三千裡。流放途中，他寫下《悔罪錄》，詳述被利誘脅迫的經過，坦言“每夜夢謝公持劍問罪，冷汗透衣”。這份《悔罪錄》後被收入《大吳史》，成為李默背叛與謝淵蒙冤的雙重佐證，遺臭萬年。
謝淵伏誅後，構陷集團並未收手，而是以“清查謝黨”為名，掀起了一場株連之禍。這場災禍的主導者是徐靖，他以那份炮製的“謝黨名錄”為依據，上至朝廷高官，下至民間士人，凡與謝淵有過交集者，皆遭牽連，南司詔獄一時間成了人間地獄。
戶部主事陳忠是首批被株連者。他與謝淵素有詩文唱和，曾寫下“邊塵暗起思良將”的詩句，被徐靖歪曲為“盼北元南下，為謝淵複仇”，直接打入詔獄。刑部尚書周鐵出麵求情，卻被魏進忠以“與謝黨勾結”相威脅，最終隻能沉默退避。
謝淵舊部嶽謙的遭遇最為慘烈。他時任宣府千戶，深知謝淵的冤屈，拒絕配合李默作偽證，被押解回京後，徐靖親自在詔獄刑房審訊。“雪蠶衣”“紙糊臉”等酷刑輪番上陣，嶽謙幾度昏死，卻始終不肯屈招，臨終前嘶吼的“謝大人”三字，成為詔獄中最悲壯的回響。
除了官員，民間士人也未能幸免。金陵文人吳敬因寫下“朱雀街寒埋忠骨”的詩句，被徐靖的番子抓捕，以“誹謗朝政”為由流放；謝府的老仆、曾為謝淵診病的醫官，都被冠以“謝黨餘孽”的罪名，或斬或流，無一幸免。
這場株連之禍的本質，是構陷集團為鞏固權勢而進行的恐怖統治。他們試圖通過血腥的震懾，讓百官與百姓徹底臣服，不再敢提及謝淵的冤屈。但事與願違，越殘暴的壓迫，越能激發人們對忠良的同情，謝淵的英名，反而在血色中愈發清晰。
謝淵冤案的發生，表麵看是私怨的爆發，實則是權臣集團生存邏輯的必然結果。在魏進忠、石崇等人眼中，權力是至高無上的追求，而謝淵的存在，恰恰威脅到了他們的權力根基與既得利益，因此必須除之而後快。
謝淵的權力構成了直接威脅。他身兼太保、兵部尚書、禦史大夫三職，一手總掌全國軍政與九邊防務，一手持尚方劍監察百官，這種“文武通掌”的權勢，在大吳曆史上極為罕見。對魏進忠等人而言，謝淵就像一把懸在頭頂的利劍，隨時可能因他們的貪墨與專權而落下。
謝淵的剛正不阿則斷絕了妥協的可能。與其他官員不同，謝淵從不參與黨爭，也不接受權臣的拉攏，他的眼中隻有“國法”與“民心”。魏進忠曾試圖以重金賄賂謝淵，被他當眾拒絕；石崇想與他結為兒女親家，也遭嚴詞駁回。這種“油鹽不進”的性格，讓權臣們意識到，無法拉攏，便隻能鏟除。
選擇“通敵謀逆”作為罪名，也體現了權臣集團的生存智慧。在封建王朝，“謀逆”是帝王最忌憚的罪名，一旦被扣上這頂帽子，幾乎沒有翻身的可能。同時，謝淵長期在邊地任職，與漠北部落有過接觸，這為“通敵”罪名的偽造提供了“合理性”，更容易取信於帝王。
從本質上看，謝淵冤案是權力失衡的產物。當權臣集團掌控了特務機構鎮刑司、理刑院、詔獄），又能影響帝王的決策時，忠良的命運便已注定。這場冤案，不僅是謝淵個人的悲劇，更是大吳王朝政治腐敗的縮影。
德佑四年春，徐靖伏誅，謝淵冤案迎來第一次轉機。秦飛、劉玄等人呈上石崇、李默等人的罪證，謝淵的“通敵”罪名被正式推翻，德佑帝下旨追複謝淵官職，追諡“忠肅”，厚葬於忠烈祠，其子承襲爵位，朝野上下無不稱快。
隨著更多證據的出現，謝淵冤案的全貌逐漸清晰。石崇親信的造假手劄、李默的《悔罪錄》、鎮刑司的舊檔殘片，都證實了魏進忠、石崇等人構陷的全過程。後世史家在編纂《大吳史》時，特意為謝淵立傳，詳細記載其戰功與冤屈，將魏進忠、石崇等人列入“奸臣傳”，以示褒貶。
這場冤案留下的警示極為深刻。它揭示了特務機構失控的危害——當鎮刑司、理刑院等機構成為權臣的工具，法律便會淪為屠刀，忠良便會慘遭迫害；它也警示帝王，偏聽偏信的危害——德佑帝若能及時察覺奏疏被攔截的異常，若能親自核查謝淵的“罪證”，冤案或許便能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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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淵的英名並未因冤屈而黯淡。忠烈祠內，前來祭拜的百姓與官員絡繹不絕，他的“堅壁清野”之策被寫入邊軍兵法，他的剛正事跡被編成話本在民間流傳。“謝忠肅”的名號，成為大吳百姓心中“忠良”的代名詞，跨越千年而不朽。
卷尾·史鑒
謝淵之冤，非一人之禍，實乃權奸亂政、君心偏聽之弊。石崇以鎮刑司之權，造偽證、羅罪名，魏進忠以帝寵為盾，蔽聖聽、塞言路，徐靖以詔獄為刃，施酷法、行株連，三者勾結，遂成此冤。然秦飛冒死持證，劉玄犯顏直諫，周顯守節不移，終使沉冤得雪，可見忠良之氣，雖遇陰霾而不泯。
《大吳史》載，謝淵墓前“四時祭不絕，百姓過必拜”，其“堅壁清野”之策，至今仍為邊軍所循。蓋因民心所係，不在高位，而在公心；青史所銘，不在權勢，而在忠節。石崇、魏進忠之流，雖曾權傾一時，終落得身誅名裂、遺臭萬年；謝淵雖蒙冤而死，卻以忠魂照史，千古流芳。此正應“善惡終有報，青史自分明”之理，可為萬世之鑒。
正如後世詩人所詠：“忠魂曾陷雪霜寒，佞骨今焚烈焰殘。丹詔一頒冤霧散，青碑重勒美名傳。”謝淵冤案的昭雪，不僅是對忠良的告慰，更是對後世的告誡——民心在忠良，權柄不可濫，唯有堅守清明，方能長治久安。這，便是謝淵之死留給大吳王朝最珍貴的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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