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西竄、對外與列強談判付出何等代價保持自己的地位時，對內並未放鬆鎮壓。
1901年1月10日晚6時許，香港中環結誌街。
農曆庚子年臘月初一的寒意籠罩著這座殖民城市，臨近春節，街麵上卻並無多少喜慶氣氛。結誌街52號是一棟普通的三層騎樓，底層是商鋪，二樓便是楊衢雲的寓所兼“輔仁文社”的課室。
二樓臨街的三個房間此時亮著煤油燈的光。外間是課室，兼作會客之用，楊衢雲正坐在一張扶手椅上，懷裡抱著他四歲的幼子佐治gee）。孩子的母親外出未歸，他便一邊照料孩子，一邊與數名前來補習英文、準備次日革命活動討論的香港本地青年學生交談。氣氛本是平和而充滿希望的。
然而，危機已至。來自廣東的偵緝幫辦陳林，帶著三名有黑幫背景、手持左輪手槍的凶徒，偽裝成“送煤工”，將一輛裝滿煤炭的手推車悄無聲息地停在了52號的後巷。他們如同暗夜中的毒蛇，伺機而動。當楊宅女仆像往常一樣開門外出倒垃圾時，凶徒迅速割斷了縛在大門門環上用於防賊的麻繩，隨即強行撞開大門，如狼似虎般衝上二樓。
課室的門被猛地撞開，凶神惡煞的身影驟然闖入，打破了室內的寧靜。為首的凶徒臉上帶著一道猙獰的刀疤，目光瞬間鎖定了坐在椅上的楊衢雲，舉槍便射！
電光石火之間，楊衢雲展現出為人父的本能與過人的機敏。他幾乎是下意識地將懷中的幼子佐治迅速塞進堅實的書桌之下——那裡有一道地板縫隙，或可藏身。同時，他順手抄起桌上一本厚重如磚的《牛津英語大詞典》，堪堪擋在胸前。
“砰！”
槍聲撕裂了夜晚的寧靜。子彈穿透了厚實的字典，巨大的衝擊力讓字典猛地一震，子彈擦過楊衢雲的前額，帶出一溜血花，最終狠狠撞擊在牆角的磚牆上，崩裂出幾塊碎片，四散飛濺。
凶徒並未因第一槍失準而停手，殺意已決。他們繼續朝楊衢雲連開三槍！子彈無情地鑽入他的胸腹部，鮮血瞬間浸透了他的長衫。凶徒甚至調轉槍口，向懸掛在牆上的煤油燈射擊，燈罩破碎，燈油潑灑，意圖縱火毀滅現場，製造混亂。
楊衢雲身中數槍，劇痛幾乎讓他昏厥，但他並未立即倒下。他臉色慘白如紙，額上鮮血與冷汗混雜，卻掙紮著向書桌下爬去，用最後的氣力將嚇呆了的佐治緊緊摟在懷裡，用自己的身軀為孩子構築最後一道屏障，生怕流彈傷及幼子。他氣息微弱，仍低聲安撫著顫抖的孩子：“彆怕……阿爹……沒事……”
這悲壯的一幕給了幸存者生機。在凶徒射擊油燈造成的短暫混亂和光線明滅中，機警的學生趁機拉起桌下的佐治，從後樓梯倉皇逃出。女仆也得以奔至街頭，發出了撕心裂肺的呼救聲。
楊衢雲十六歲的長女楊錦霞聞訊從附近親戚家拚命趕回，眼見父親倒在血泊中，心如刀絞。她強忍悲痛，設法找來馬車，將生命垂危的父親送往此時香港最好的西醫醫院——香港養和醫院。然而，子彈已經擊穿了他的肝臟與肺部，傷勢過重，回天乏術。次日淩晨3時許1月11日），楊衢雲在彌留之際，仍心係革命，用儘最後一絲氣息叮囑守在床前的長女錦霞：“告知……中山先生……勿因我死……而停革命……”
當王月生循例定期從遍布世界各地的“約櫃”係統中收取各地代表的工作報告和情報時，來自香港陳啟沅的這份加急報告，讓他瞬間怔住，隨即不禁大為驚訝，繼而湧起一股深沉的無力感。
他清楚地記得，自己早已讓陳啟沅，以隱秘的方式、通過可靠的中間人，向楊衢雲發出過警示，提醒他清廷刺客的威脅，讓他務必加強防範，或暫時離港避禍。然而，不知道是那強大到令人窒息的曆史慣性使然，還是楊衢雲本人性格使然，對這種“藏頭露尾”、“來曆不明”的警告心存疑慮乃至輕視，他顯然並未做出有效的提防。
一切，最終還是如同後世曆史教科書上那冰冷的記載般，分毫不差地發生了。
王月生闔上陳啟沅那份詳述了事件經過與後續影響的報告，身體重重地向後靠在椅背上，仰麵看著書房天花板上那盞來自後世、光線柔和的吊燈，長長地、沉重地歎了一口氣。
這位在後世聲名不顯，但在真實曆史軌跡中卻占據著重要開篇位置的楊衢雲，其生平在王月生腦中清晰浮現：
楊衢雲，生於1861年，字肇春，廣東東莞人，幼年移居香港。他接受了頂尖的英式教育，先後就讀於聖保羅書院和香港皇仁學院，不僅精通英文，更深切理解了西方的政治製度與共和思想。他曾任教員、擔任招商局書記長、新沙宣洋行副經理，視野開闊，人脈廣泛。
他自幼習武，俠肝義膽，目睹清廷腐朽與外侮日亟，革命之誌日益堅定。1892年，他與謝纘泰等人在香港創立“輔仁文社”，以“開通民智”、“研究新學”為名，實則密謀反清。這比孫中山的興中會成立更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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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2月，孫中山在香港成立興中會總機關，楊衢雲的“輔仁文社”與之合並，社中骨乾多數加入，極大增強了興中會的實力。在推舉首任會長稱“總辦”或“伯理璽天德”，即president）時，雙方支持者爭論激烈。最終，考慮到楊衢雲在香港根基更深、人脈更廣，更利於策劃即將舉行的廣州起義的後勤工作資金、武器、人員），他被推舉為興中會第一任會長。在1895至1900年間，他實際上是興中會法定的最高領袖，地位在組織架構上高於孫中山。
1895年廣州起義因事泄失敗，流亡海外的楊衢雲於1899年在日本主動辭去會長職務，推舉孫中山接任，以避免黨內分裂，顧全革命大局。即便不再是會長，他依然堅定革命，1900年參與策劃惠州起義，負責在香港接應。起義失敗後，同誌皆勸其出洋避禍，他卻慨然言道：“男兒死則死矣，何避為！”毅然返港任教，最終喋血課室。
王月生知道，1900年義和團運動後，清廷對海外革命黨的鎮壓更為殘酷。香港作為革命黨的重要基地，清廷通過駐港英領事館與本地密探勾結，多次策劃暗殺。據載，清廷曾懸賞五千兩白銀取其首級，陳林等凶徒，便是受雇的職業殺手。
曆史的後續，也如同他知曉的那樣無力地展開：
香港警方雖鎖定凶徒，但在清廷駐港領事的乾預下，主犯陳林僅被判處十五年監禁後竟因“表現良好”提前釋放），其餘同夥大多逃脫。清廷方麵矢口否認關聯，試圖掩蓋真相。
楊衢雲之死，震動香江。孫中山從日本發來唁電，痛徹心扉，誓言繼承遺誌。興中會香港分會為其舉行公祭，數千市民自發前往致哀。最終，楊衢雲被安葬於香港薄扶林華人基督教墳場，墓碑上刻著“革命先驅楊衢雲先生之墓”。
王月生閉上眼，指尖揉著發脹的太陽穴。一種深深的憂慮縈繞心頭——曆史的慣性若真的如此頑固，自己在這前世殫精竭慮的所有布局、所有謀劃，會不會在某個關鍵節點，因為某一件無法預料的小事，就像這次未能阻止的刺殺一樣，導致自己也身死神消，讓一切努力都歸於虛無，重新被那既定的、沉重的曆史軌道所吞沒？
這種對命運不確定性的敬畏與一絲恐懼，在此刻，變得無比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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