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最普遍、也最敏感的騷動，則來自工分分配。城寨內部一切勞動價值都用“工分”衡量，工分直接決定分到的糧食、生活物資和未來的保障。原本寨裡實行“大鍋飯”工分製：按日計工，男壯勞力12工分日，婦女10工分日，孩童5工分日，老弱3工分日。人力車工坊的工分標準，尤其是核心環節如車架設計、關鍵部件製作、傘麵精細縫紉等，因其技術含量高、對產品品質影響大，被計得遠高於寨內其他工作如清潔、巡邏、簡單搬運等）。
巨大的工分差距，迅速點燃了不滿。人力車投產三個月，車縫組的阿珍帶著七個姐妹，每人每月能掙350工分因趕工額外加50分）；鐵匠鋪的阿強師徒四人，月均400工分；連木匠鋪的陳阿福，都因趕製車廂拿了380工分。反觀洗衣組、賣菜組，月均才200工分。
“憑啥她們車縫組能多掙？”賣魚的海叔拍著案板，“我天不亮就去碼頭蹲貨，一擔魚扛下來汗濕半截衫，才掙12工分！她們坐著縫機器，憑啥多拿？”
“就是！”洗衣婦阿芳扯著嗓子，“我家阿強丈夫）在鐵匠鋪當學徒，每天乾十小時，才拿8工分——鐵匠阿強自己一個月倒拿400工分！這工分算得公平嗎？”
“憑什麼他們敲敲打打就能拿那麼高工分？我們看門護院、清掃街道就不是為寨子出力了？”負責夜間巡邏的阿炳憤憤不平，“都是一個寨子的兄弟，差彆也太大了！我看，就該讓工坊多招人，輪班進去乾，讓大夥兒都有機會掙這份‘高工分’！”
“是啊是啊！技術活是重要，可也不能光緊著那幾個人啊！大家都要吃飯的！”一些從事輔助性工作的人紛紛響應，他們覺得工坊的成功是集體的功勞，理應讓更多人“雨露均沾”，哪怕隻是進去做點簡單的、計分稍低的工作也好。這種“平均主義”的訴求，背後是對現實利益差距的焦慮。
“高工分”像一塊磁石，吸引著羨慕的目光，也招致了嫉妒的非議。工坊內部的人壓力倍增，既要保證產量質量，又要承受寨內其他成員或明或暗的審視；工坊外的人則感到被排除在核心利益之外，心態失衡。
這三種騷動——對生活空間被擠壓的憤怒、對“分家單乾”的試探、對工分分配不均的抱怨——像三條不安分的暗流，在城寨內部湧動、交彙。它們指向一個核心問題：在巨大的成功和隨之而來的壓力麵前，城寨這種高度集中、自給自足的生產模式，是否還能持續？利益該如何分配？未來該走向何方？
議事堂裡擠滿了人，空氣凝重得仿佛能擰出水來。二十五位代表，依照輪值抽簽的結果落座，構成了一幅城寨的微縮圖景：五位白發蒼蒼的老者，最年長的趙伯七十有二，眼神渾濁卻透著歲月沉澱的固執；五位半大不小的少年少女，最小的阿秀才十三，臉上帶著稚氣未脫的緊張和好奇；五位壯年女性，洗衣組的阿芳、織網組的秀蓮都在，神情堅毅，眉宇間刻著生活的重擔；十位壯年男子，如鐵匠阿強、木匠陳阿福、人力車夫張叔等，或精悍、或沉穩、或帶著幾分焦躁。
陳掌櫃和劉老師坐在上首，麵前攤開著厚厚的工分記錄簿和議事日程。陳掌櫃清了清嗓子，聲音不高卻清晰地傳遍全場：“諸位街坊代表，今日首議，關乎我九龍寨城立身之本。第一個議題：九龍寨城，究竟該是一座安身立命的居住地？還是全力運轉的生產地？又或，二者兼而有之？如何兼得？請諸位代表，暢所欲言，為城寨未來計！”
話音未落，坐在壯男代表席首位的阿昌夫妻都是刺繡高手，帶領寨子的繡隊從洋行買辦處接活回寨裡做，工分收入較高，家中無人直接參與工坊核心生產）立刻站了起來，聲音洪亮，帶著不容置疑的急切：
“這還用議？當然是住人的地方！看看現在寨子裡成什麼樣子了？染缸臭氣熏天，鐵錘震得人腦仁疼，木屑飛得灶台上都是！娃娃睡不好，老人喘不順！‘飛燕’是掙了大錢，可這大錢是要用大家的命換來的嗎？要我說，趁著現在勢頭好，把整個工坊都搬出去！找個寬敞地方，獨立門戶，該招人招人，該分錢分錢！我們大家夥兒也能落個清淨！”
他話音一落，幾位同樣家境較好、家中勞力多在寨內從事接外麵手工活的壯男代表紛紛點頭附和：“阿昌說得對！寨子就這麼大，總不能為了一個工坊，把所有人的活路都堵死！”、“獨立出去，工坊能發展，我們也能過回人過的日子！”
“放屁！”一聲尖利的反駁來自壯女代表席。阿梅嫂抱著繈褓中哭累睡著的孩子，眼圈發黑，聲音卻異常高亢：“搬出去？獨立核算？說得好聽！工分大頭都歸了外麵乾活的和管事的，我們這些寨子裡做雜務、看娃娃的怎麼辦？工分一下子少一大截，喝西北風去？要我說，不但不能搬，還得擴！把寨子裡能用的地方都用上！把能喘氣的都拉進來乾活！不就是吵點臟點嗎？忍忍就過去了！工分掙到手才是實在的！把整個城寨變成一個大工坊有什麼不好？家？有工分才有家！沒工分，再清淨的家也是個空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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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話引起了好幾位壯女代表和幾位老年代表的共鳴，尤其是那些家中沒有壯勞力、主要靠低保工分和簡單勞作工分過活的家庭。一個駝背的老婆婆顫巍巍地補充：“是啊，阿梅說得在理…我這把老骨頭，縫縫傘麵還行，搬出去…誰還要我？留在寨子裡，好歹有口飯吃…”
趙伯拄著棗木拐杖站起，拐杖頭磨得發亮，道“咱為啥擠在這巴掌大的寨子？為的是個‘安’字：屋頂遮雨，牆根擋風，娃娃們能在灶膛邊打盹。”
“可如今呢？”趙伯咳嗽兩聲，“鐵匠鋪的錘子敲得我家阿婆半夜犯心臟病，木匠鋪的刨花堆在門口，我家小孫子上周被紮破了腳！上個月我去油麻地看外甥女，她家住的是帶院子的瓦房，晚上能聽蟲鳴——咱寨子呢？”他拍著桌子，“再這麼下去，寨子成了工場，家成了宿舍，咱這些老骨頭，連口熱湯都喝不安生！”
“趙伯說得是！”賣雲吞的王嬸擠到桌前她是另一戶老代表），“我家阿福小兒子）才七歲，上個月在車縫組撿線頭，被縫紉機紮了手指——要擱以前，他在院子裡踢毽子，哪能受這罪？”她撩起圍裙擦眼角，“咱要的是能睡安穩覺的家，不是機器轟鳴的廠！”
這時，一位十三四歲的少年代表抽簽抽中代表一戶，其父在工坊打鐵）怯生生地站起來：“我…我覺得吵死了…晚上寫作業都靜不下心…能不能…彆那麼吵？”他旁邊一個稍大點的女孩代表另一戶，其母縫傘麵）也小聲說：“染布的味道太難聞了，衣服都洗不乾淨…”他們的聲音不大，卻代表了那些無法參與核心生產卻又深受其害的普通家庭孩子的心聲。
“安靜點吵點忍忍也就罷了，關鍵是工分！”一位壯男代表家中勞力主要在巡邏和搬運，工分中等）拍著桌子，“憑什麼工坊裡的人工分那麼高？我們乾的就不是活了？要麼就把工坊門檻放低，讓大家輪著進去乾，都能掙那份高工分！這樣寨子裡也公平！”
“胡鬨！”李鐵匠作為工坊核心代表，又是壯男，猛地站起來，聲如洪鐘，“手藝活是兒戲嗎？輪著乾？生手進去，做壞了料子，耽誤了工期，砸了‘飛燕’的牌子，大家夥一起喝風？工分高是因為手藝值這個價！不是誰都能乾的！”他的話得到了另外幾位工坊核心匠人代表的堅決支持。
“趙伯，王嬸，我理解你們心疼娃娃。”鐵匠阿強粗著嗓子接話，他卷起袖子，胳膊上的肌肉鼓得像鐵砧，“可咱寨子靠啥活？上個月人力車賣了三百輛，賺的銀子夠全寨吃半年！要是把工坊搬出去，咱寨子成啥了？成睡覺的窩了？”
“就是！”人力車夫張叔拍著大腿，“我在車行乾了五年，就數咱寨子的人力車結實——為啥？因為阿強打的軸，陳阿福做的榫，阿珍縫的車篷，都是寨裡人盯著！要是搬出去，讓外頭人做，車軸斷了砸了人，咱寨子的名聲就砸了！”他指了指窗外堆成山的木料，“再說了，搬出去要租房子、交地租，賺的錢得分一半給地主——咱寨子現在賺的，可都是自己的！”
最年輕的壯男代表、十九歲的木匠學徒阿福仔撓了撓頭：“我師父說，咱寨子的榫卯手藝是‘獨一份’。上個月有個洋行的買辦來問，要訂五百個車廂——要是搬出去，咱能把活全接下來；要是留在寨裡，地方不夠，誤了工期，買辦轉頭找彆人！”他撓了撓後頸，“再說了，我學徒期剛滿，要是工坊搬出去，我爹陳阿福）肯定讓我跟著去——可我不想離開寨子，我奶還等著我給她打張搖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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