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2月，北京。凜冽的北風依舊刺骨，卻吹不散這座帝都上空彌漫的硝煙與屈辱。此時，京城仍處於庚子事變後八國聯軍的軍事占領之下。而南城，這片昔日商賈雲集、市井繁華之地，如今承載了最深重的戰爭創傷與最刺眼的殖民印記。
南麵的永定門、左安門、右安門等七座城門，皆有身著異國軍服的哨兵把守，槍刺在冬日稀薄的陽光下閃著寒光。正陽門前門）那宏偉的箭樓已被英軍炮火焚毀，隻剩下焦黑的骨架，如同一具巨獸的殘骸，無聲地訴說著那場劫難。更觸目驚心的是，為鋪設通往盧溝橋的鐵軌，英軍悍然在外城西段城牆後世北京南站北側）強行拆開了一個約五十米寬的巨大豁口。六百年來首次被如此粗暴打破的城牆，碎石狼藉，裸露的鐵軌與枕木像一道醜陋的傷疤，旁邊緊挨著洋兵的崗棚。
貫通南城的中軸禦道——前門至珠市口至永定門一線，石板路麵被聯軍炮車碾得碎裂不堪。大街兩側的鋪房，十之七八已成廢墟，焦黑的梁柱歪斜地指向天空。時人日記記載“灰燼沒踝，行者皆沿牆根”，一片劫後淒惶。正陽門外曾經的商業精華“棋盤街”地帶，如今被八國聯軍改造成了臨時的露天集市，帆布帳篷林立，兜售著從各處劫掠來的物品、舊衣裳以及稀罕的“洋罐頭”，間雜著賣唱聲和拉洋片的吆喝，形成了一個光怪陸離、占領軍與京城貧民混雜的奇特市場。
靠近東交民巷使館區的南段被劃為“警戒線”，街口沙包壘砌工事，各國兵營、醫院、馬廄連成一片，多國國旗在旗杆上飄揚，華人若無特製通行證，不得靠近。
庚子之亂，大量內城居民逃難至南城，使得這裡人口激增約三成。無處棲身的人們在廢墟上搭起僅能容身的“窩鋪”——草席與碎磚壘成的小棚，沿著城牆根、壇牆根連綿數裡。二月寒夜，依然能聽到從這些窩鋪中傳出的啼饑號寒之聲。
南城原本會館林立，二十七省在此建有六百四十七處會館，如今多數被洋兵占作營房或馬廄。氣派的湖廣會館、江西會館大門外，釘著“某國兵營”的木牌，院內堆滿彈藥箱，門前布設著鐵蒺藜。
前門大街的路麵上，除了傳統的駱駝隊和騾車，出現了聯軍軍官乘坐的四輪馬車和當時極為稀罕的自行車。街角由英軍設置的首批洋式汽油燈，在夜間發出時人看起來“亮如白晝”的光芒，常引得衣衫襤褸的市民遠遠圍觀。
清政府的衙門，如工部稅關、正陽門監督衙門等，或已成殘垣斷壁，或大門緊閉，官員尚未返回。取而代之的是各國設立的“巡捕局”與由其招募華人組成的“華捕隊”，在主要街口設崗亭，對過往行人隨意搜身，強征“通行證費”。
傳統的“前三市”——前門大街、鮮魚口、大柵欄，唯有大柵欄尚有部分鋪戶勉強恢複營業，多數則變成了售賣搶來貨物的“搶貨攤”和簡陋的“地攤茶棚”。在前門箭樓的廢墟下，自發形成了一個黑市，買賣著從各處流出的舊宮燈、綢緞、家具，時人稱之為“灰市”。
由英軍在1900年冬鋪設的南城最早近代火車站——“永定門站”位於後世南站以北），已簡易通車。二月裡，每日有一至兩列軍需列車開行，平民支付費用亦可搭乘。那木柵欄和帳篷構成的“洋式站台”，成為京城一道突兀而又預示著某種不可逆轉變化的新景觀。
在一片破敗中，也有一些微弱的救濟之光。美以美會衛理公會）利用被毀的廟宇廢墟，在南城設立了三處臨時粥廠和一間小型診療所，由傳教士與華人教徒施粥、施藥，每日就食者約兩千人。宣武門天主教堂南堂）在庚子年被焚，至此時仍是斷壁殘垣，神父在殘牆外搭起布棚做彌撒，教友們席地而坐，為戰亂中的死者祈禱，那場景被外國記者攝入鏡頭，成為這個時代苦難的注腳。
前門五牌樓的木構雖存，但彩繪剝落，牌樓下是等待雇傭的苦力聚集的“人市”，苦力們身後，便是大片焦黑的鋪戶地基。從城牆上向南眺望，映入眼簾的是大片灰黑色瓦礫的海洋，其間零星點綴著低矮的草棚和高聳的異國旗杆，這便是1901年早春北京南城最典型、最令人窒息的視覺圖景。
然而，就在這片滿目瘡痍之中，距離南城不遠的內城東隅，一絲畸形的“繁華”正在萌芽。
東單菜市西側後世東方新天地位置），在1901年是北京東城的核心商業區之一。這裡北鄰連接內城與使館區的東四南大街，南通往外城的崇文門大街，地理位置優越。東單菜市本身是北京最大的蔬菜肉類市場，每日清晨人聲鼎沸。附近已有外國僑民的公寓和小型商鋪，消費能力初具。
這裡呈現出一種傳統市井與異國風情交織的奇特麵貌：菜市內是中國商販熟悉的吆喝，街角卻悄然出現了服務外國僑民的西式咖啡館和麵包房。建築多以中式四合院和低矮商鋪為主，但靠近使館區的路段，已零星矗立起兩層西式磚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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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片區域，一棟原為米商倉庫的兩層中式木構建築被改造一新，加蓋成了三層小樓。外牆刷著醒目的米黃色塗料，屋頂仍覆傳統青瓦，門楣上懸掛著黑底金字的“北京飯店”木牌，下有法文“restaurantspekin”，字體模仿流行的“館閣體”，力求中西合璧。窗戶采用拱形木窗仿西式），窗台上擺放著月季、夾竹桃等盆栽，試圖融合中式雅致與西式通透。門前砌有磚階，兩側立著一對石獅子，但獅子的造型卻少了傳統中的威嚴，頭部更為寫實，帶上了西化的痕跡。
這家新開張的飯店，堪稱此時北京城內最高檔的西餐廳，經營麵積約二百平方米：
一層餐廳：約八十平方米，擺放著十張鋪著白色亞麻桌布的長桌和二十把西式靠背椅，牆麵掛著描繪法國風景的油畫，餐具是亮閃閃的銀器。還設有雅間、吧台以及幾處露天座位。
二層設有六間客房，每間約十五平方米，配備了當時罕見的鐵架床、羊毛地毯甚至西式馬桶，部分房間帶有可俯瞰街景的小陽台。
後廚與吧台：橡木打造的吧台上陳列著軒尼詩、馬爹利等洋酒。廚房引進了從上海進口的西式爐灶和冷藏設備，能夠製作標準的牛排、濃湯等法式大餐，同時也備有北京烤鴨以迎合中國顧客。
飯店在《順天時報》、《北京公報》上刊登廣告，強調“西式風味，中式服務”，主要目標客戶是外國駐軍軍官、東交民巷使館職員、在華洋行買辦，以及部分追求時髦的中國官員與文人。
服務員身著中式短褂搭配西式圍裙，能使用英語、法語和中文進行服務。餐廳裡最新潮的留聲機播放著當時的流行音樂，音樂在法國香頌與中國傳統戲曲間切換。晚間提供燭光晚餐，桌上擺放著從東單菜市采購的鮮花，極力營造著一種與牆外破敗現實格格不入的“異國情調”。
然而，這家散發著濃鬱法式風情的飯店，其老板卻是一位意大利人——安東尼奧·馬爾切利。
這正是孔塔裡尼家族那位眼神銳利、心思縝密的二管家盧多維科·馬爾切利的侄子。自從去年底，盧多維科代表老孔塔裡尼先生前往托爾切洛島，考察了王月生以“財禮”名義“送”給貝亞特裡切小姐的那份令人驚歎的產業後，他便從內心深處成了王月生商業手腕的忠實擁躉。當他得知王月生希望通過瑪麗埃塔小姐物色一位可靠的意大利人去北京，從頭籌建一家現代化飯店時，盧多維科毫不猶豫地舉薦了自己的親侄子安東尼奧。他深信，追隨王月生的眼光和步伐，遠比聽信西方報紙上那些對清國的妖魔化報道更有前途，即便此時的北京，仍處於聯軍刺刀下的管製狀態。安東尼奧帶著叔父的期望和王月生提供的、經過瑪麗埃塔之手轉交的啟動資金與經營理念，在這片充滿廢墟與機遇的土地上，點燃了“北京飯店”的第一盞煤氣燈。
此時，北京飯店一樓餐廳內，煤氣燈散發著溫暖而明亮的光暈，留聲機播放著輕柔的法國香頌，與窗外殘破的北京城景象恍若兩個世界。空氣中彌漫著烤麵包、煎牛排和葡萄酒的混合香氣，營造出一種不合時宜的安逸與奢華。
吧台區域，氣氛尤為熱烈。飯店老板，年輕的意大利人安東尼奧·馬爾切利，正被三個歐洲男子圍住。其中兩位——法國人貝朗特和意大利同胞佩拉蒂——情緒尤為激動，而另一位，右眼戴著眼罩的意大利人盧蘇，則顯得有些喋喋不休。
法國人貝朗特顯然已頗有醉意，他一手撐著光滑的橡木吧台，另一隻手顫抖地劃了一圈，大著舌頭對安東尼奧說：“安東尼奧，我親愛的朋友…或者說，可惡的競爭對手？說出來你可能不信，就這個地方，這個絕佳的位置…”他醉眼朦朧地環顧著裝修一新的餐廳，“我和佩拉蒂，我們早就看上了！我們甚至計劃把我們開在崇文門內那條該死的蘇州胡同裡的小酒館搬到這裡來！連名字，上帝啊，連名字我們都想得跟你一模一樣，就叫‘北京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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