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篇文章雖以“商業對策”為名,但其核心意圖已昭然若揭:它是一份麵向列強尤其是英、美、日等與東南利益攸關者)的戰略預警書和政治勸誡書。
對列強英、美、日等):文章以冷峻的商業邏輯和地緣政治推演,清晰地傳達了一個信息:過度索求,尤其是包含懲罰性賠款及無差彆攤派,必將導致清廷垮台和全國大亂。而最大的贏家將是沙俄——它將趁亂實現其鯨吞中國北方領土的野心。這顯然不符合英、美、日等國在華尤其在東南)的長遠商業利益和地緣政治平衡。文章暗示列強應認清形勢,在賠款問題上保持克製,尊重“東南互保”的現實成果,避免逼迫過甚。
對東南督撫及地方實力派弦外之音):文章精準地描述了東南拒絕攤賠的“合法性”依據“拒戰”有理,“拒賠”亦同)和可能後果割據自立)。這無疑是在為東南勢力提供輿論支持和行動背書,鼓勵他們在談判後期,若列強和朝廷逼迫過甚時,敢於“掀桌子”——即公開拒絕執行攤賠命令,以實際行動宣告中央權威的破產。文章暗示:隻有展現出這種玉石俱焚的決心,才能迫使列強特彆是英、美)意識到維護一個至少能控製東南、維持基本秩序的“合法中央政府”的重要性,從而在談判桌上對沙俄的貪婪和其他不合理的懲罰性要求施加約束,最終達成一個相對“可執行”的協議,避免國家徹底崩潰、列強尤其沙俄)渾水摸魚的局麵。
這篇驚世駭俗的文章一經刊出,立刻引發了軒然大波。
廣州、香港的中外商界嘩然,爭相搶購傳閱,電報房業務量激增,大量摘要被發往上海、天津、北京乃至倫敦、紐約、東京。
外國駐廣州、香港的領事、商團代表震驚不已,緊急將全文翻譯並加急報送本國駐華公使及外交部。其觀點,尤其是關於沙俄野心和無差彆懲罰後果的部分,引起了英、美、日外交官的極大重視和私下討論。
東南督撫衙門如兩廣總督陶模、雖劉坤一、張之洞不在廣州,但其親信皆能迅速獲知)內氣氛微妙。文章精準說出了他們不便明言的心聲和底線策略,為他們在後續可能的攤賠之爭中提供了絕佳的理論武器和輿論鋪墊。
北京談判桌旁的李鴻章團隊,也很快收到此文。於式枚將其與王月生的密信策略相互印證,更堅定了在賠款問題上據理力爭尤其是抵製沙俄無理要求)的決心和策略方向。
至於沙俄方麵,則暴跳如雷,視此文為對其野心的惡意揭露和阻撓,想方設法對《遠東商業》及幕後之人施加壓力。
這篇以“商業預測”為外衣、實則攪動天下大勢的文章,其漣漪正迅速擴散,其影響注定深遠。王月生和他扶持的鄭貫公)通過這份新生的刊物,成功地將自己洞悉未來的戰略判斷和對各方利害的精準拿捏,投射到了這場決定中國命運的談判之中,為這紛亂的棋局,又投下了一枚充滿變數的棋子。
文章內容傳到西安,守舊派王公大臣如剛毅餘黨、部分滿洲親貴)勃然大怒,痛斥《遠東商業》“大逆不道”、“離間中外”、“煽動地方抗命”,要求嚴懲辦報人鄭貫公,甚至遷怒於兩廣總督陶模監管不力。慈禧太後在朝會上也表現出“龍顏大怒”,斥責文章“危言聳聽”、“動搖國本”。
然而,在私下召見心腹如榮祿)時,慈禧的態度卻微妙得多。她敏銳地捕捉到文章的核心價值:
文章精準點出了列強尤其英、美、日)最擔心的後果——清廷垮台、沙俄坐大、東南割據、條約無法執行。這正是清廷無力表達卻夢寐以求能傳遞給列強的信息。
文章為東南督撫拒絕攤賠提供了近乎完美的“合法性”論述和輿論支持。這等於給了慈禧一把“借刀殺人”的刀——利用東南地方勢力作為籌碼,向列強施壓,爭取降低賠款總額,特彆是抵製沙俄的過分要求。慈禧深知自己無力控製東南,與其強行攤派引發公開決裂,不如默許甚至暗中鼓勵東南以此為由去“鬨”。
朝廷的“震怒”僅限於口頭和姿態,並未下達實質性的嚴厲查辦命令僅發了一封不痛不癢的申飭電報給陶模)。同時,李鴻章在京談判團隊通過加密電報)與西安行在保持著密切聯係,傳遞著列強對文章的反應。西安方麵默許甚至暗示李鴻章團隊,可以在談判中“不經意”地提及東南不穩的“隱憂”,以及沙俄野心引發的普遍擔憂。一場由地方報刊“發難”、中央佯裝震怒卻暗中支持、地方實力派即將登台唱主角的“逼宮”大戲,在默契中拉開了序幕。
於式枚第一時間將文章全文及摘要呈送李鴻章。病榻上的李鴻章仔細閱讀後,蠟黃的臉上竟露出一絲難得的、帶著苦澀的笑意。他對於式枚歎道:“此子指王月生)…真乃神鬼手段!借商賈之口,道破廟堂之局,直擊列強軟肋。東南拒賠之論,雖逆耳,卻是實情,亦是我等手中…為數不多的籌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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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鴻章團隊迅速調整談判策略。在後續與列強尤其英、美、日公使)的會談中,李鴻章、奕匡等人不再僅僅哭窮,而是有意識地、憂心忡忡地引用《遠東商業》的分析“此乃滬港商界公論,非吾等臆測”),強調懲罰性賠款和無差彆攤派必然導致中央權威崩潰、地方拒繳、全國財政體係瓦解,最終結果是“賠款協議成一紙空文”,“貴國所求之利益,反成鏡花水月”。
李鴻章團隊將文章揭露沙俄野心的部分,作為離間列強、爭取英美德日支持的關鍵武器。私下向英、美、日公使展示沙俄在東北拒不撤軍、持續增兵的證據,結合文章觀點,暗示沙俄才是談判的最大破壞者和最終受益者。“若因滿足俄國之貪欲而致中國解體,諸國在華之商務根基將毀於一旦,豈非為他人作嫁衣裳?”
當列強特彆是態度強硬的德、俄)施壓要求確保賠款來源時,李鴻章“無奈”地表示:“朝廷自當竭力籌措,然…東南各省情形特殊,彼等自認於庚子年保境安民有功,今若強令其分擔巨額賠款,恐…激起變故。劉、張諸公劉坤一、張之洞)來電,言及商情激憤,民情洶洶…”點到即止,留下巨大的想象空間。李鴻章團隊成功地將《遠東商業》的“預測”轉化為談判桌上實實在在的威懾力量。
東南督撫們劉坤一、張之洞、陶模、袁世凱等)對《遠東商業》的文章心領神會,迅速行動:
在他們的默許甚至授意下,東南各大報紙如上海的《申報》、《新聞報》,廣州的其他報紙)紛紛轉載或發表評論,聲援《遠東商業》觀點,尤其強調“東南無辜”、“拒賠有理”、“強行攤派必致東南財源枯竭、商埠蕭條”。各地商會、士紳團體也紛紛上書督撫,表達對“無端受罰”的強烈不滿和對“保護地方元氣”的訴求。一時間,“東南拒賠”成為公開的輿論潮流。
劉坤一、張之洞等重量級督撫,紛紛以“密電”或通過半公開渠道如接受外媒采訪)向朝廷和列強表達“苦衷”:強調東南在庚子年維持秩序、保護洋商的巨大貢獻;痛陳地方財政已極度困難練兵、新政需款浩繁);隱晦而堅定地暗示,若朝廷屈從列強壓力對東南強行攤派巨額賠款,他們將“力有不逮”,“恐難約束地方”,“萬一激起民變,影響通商大局,則非我等所願見矣”。這幾乎是公開的“抗命”預告。
東南各省在軍事如加強新軍控製)、財政截留稅款、籌集備用金)、人事安插親信)等方麵悄然加強部署,為可能出現的攤派對抗乃至事實割據做準備。盛宣懷控製的電報局網絡,成為督撫間協調立場、傳遞信息的關鍵渠道。
東南督撫們默契地扮演了“不穩定因素”的角色,他們發出的信號清晰而強硬:列強和朝廷若想在東南拿到錢,就必須接受一個“合理”的、東南能夠且願意承擔的賠款額度,並且必須遏製沙俄的野心。否則,大家魚死網破。這場由《遠東商業》點燃、東南督撫接力放大的“逼宮”,極大增加了李鴻章在談判桌上對抗漫天要價尤其是沙俄)的底氣。
在民間尤其東南及通商口岸)文章引發巨大恐慌和共鳴。商人們加速了《遠東商業》建議的避險操作收縮、轉移資產),加劇了經濟下行壓力,客觀上印證了文章關於“市場蕭條”的預測。同時,對“無差彆懲罰”的憤怒也真實存在,成為東南拒賠的社會基礎。
對於士紳與新知識分子,文章對清廷無能的揭露、對賠款後果的分析,深刻刺激了這部分人群。加速了他們對清廷的失望和對變革的思考。文章展現出的對國際形勢的洞察力,也讓一部分人開始關注《遠東商業》和《參考消息》這類新式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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