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層民眾對“加征浮收”的恐懼彌漫，尤其在農村。土地拋售和兼並的苗頭開始顯現，社會不安定因素增加。
孫中山等革命黨人敏銳地抓住了《遠東商業》文章引發的國際關注和清廷困境。他們在日本、東南亞、歐美等地加大活動力度：
在公開演講和發布的宣言中，直接引用《遠東商業》的觀點作為論據，宣稱清廷已徹底喪失統治能力，其垮台是必然且迫近的。強調革命黨才是未來中國的代表，任何與即將崩潰的清廷簽訂的不平等條約，革命政府概不承認！
革命黨人描繪了一幅清廷倒台後，各省獨立、軍閥混戰、列強條約權益完全無法保障的混亂圖景，與《遠東商業》預測的“全國混亂”形成呼應。
革命黨的聲音雖然仍被主流列強政府視為邊緣，但其與《遠東商業》那篇被廣泛討論的“權威預測”形成了奇特的互證。這加深了英、美、法、德、日等國決策層的憂慮：
他們開始認真思考：如果清廷真如《遠東商業》所預言、革命黨所鼓吹的那樣崩潰了，我們在華龐大的投資、貿易、傳教利益怎麼辦？誰來保證條約的執行？混亂中，沙俄是否會真的趁機吞並大片領土？革命黨的“不承認條約”宣言，尤其具有殺傷力。
王月生的海外合作勢力則開始精準引導輿論，塑造“文明”共識。
在倫敦、巴黎、柏林、華盛頓、東京，王月生的合作者如德文郡公爵的幕僚、摩根家族的說客、猶太金融家控製的媒體人、與德國實業界關係密切的學者）積極活動：
向本國議員、外交官、媒體分發《遠東商業》文章的譯文和精要分析，強調其預測的嚴肅性和背後反映的中國真實民意；
組織內部研討會吹風會：邀請有影響力的政商學界人士，深入討論懲罰性賠款的長遠危害：
經濟層麵：算大賬——過度勒索將摧毀中國市場購買力，斷絕未來持續穩定的利潤來源“幾千萬鎊法郎馬克美元）的賠款進了國庫，卻永遠斷送了中國人的後續購買力”）。強調可持續的商業利益遠勝於一錘子買賣；
道義層麵：猛烈抨擊懲罰性賠款是“不文明”的掠奪行為，與聯軍出兵“懲罰邪惡義和團）、守護文明使館僑民）”的初衷背道而馳，將徹底敗壞國家形象“失去了道義”，“從心底被中國人所仇恨和抵觸”）；
政治層麵：警告這隻會肥了清廷貪官“讓中國政府的各個階層大發橫財”），並造成“遠東基層民眾的人道主義災難”，引發更大規模的社會動蕩；
地緣層麵：反複強調最大的受益者是沙俄，其擴張野心將打破遠東平衡。
合作勢力影響下的主流報紙如英國的《泰晤士報》、美國的《紐約時報》、法國的《費加羅報》、德國的《科隆日報》等）開始出現反思聲音：
刊登評論員文章，呼應《遠東商業》觀點，質疑懲罰性賠款的合理性和可行性；
報道東南拒賠的輿論和地方不穩的消息；
揭露沙俄在東北的擴張行徑，將其描繪為和平的破壞者；
刊載傳教士或商人關於中國民生困苦、無力承擔巨額賠款的目擊報道，渲染人道主義關切。
在王月生勢力持續、多角度的影響下，一種新的敘事和共識在除沙俄外的列強尤其是英、美、日，德、法國內也有相當聲音）精英圈層中逐漸形成並占據上風：
“這次對中國的戰爭，是必要的懲罰與文明的守護。但和平談判的目標應是恢複秩序、保障未來利益，而非貪婪的掠奪和無差彆的懲罰。過度的、特彆是懲罰性的賠款要求，不僅不道德、不文明，更是極其愚蠢的——它會摧毀我們賴以獲利的中國市場，製造人道災難，加速清廷崩潰，引發更大混亂，最終讓我們的條約權益落空，並可能讓野蠻的沙俄成為唯一贏家。我們必須追求一個‘合理’、‘可持續’的解決方案。”
這場由一篇商業評論文章引發的、多方勢力心照不宣或主動配合的“大戲”，對辛醜談判產生了關鍵性影響。它極大地遏製了列強尤其是德、俄）最初極其苛刻的賠款要求。
沙俄因其野心被充分暴露並遭到其他列強尤其英、日）的警惕和抵製，在賠款問題上未能完全如願，其單獨勒索的企圖受挫儘管它仍強占了東北大量利益）。
英、美、日等國出於自身長遠利益和對“東南拒賠”導致清廷垮台、沙俄坐大的恐懼，轉而支持一個相對“可執行”的賠款總額和分攤方案雖然總額仍極其巨大，但遠低於最初的獅子大開口，且一定程度上考慮了東南的承受能力）。
清廷中央和李鴻章團隊，通過默許甚至利用這場“逼宮”，成功地將東南地方勢力轉化為談判籌碼，部分實現了“禍水南引”和抵製沙俄的目標，艱難地保住了中央最後一絲顏麵和執行賠款協議的希望。
《遠東商業》和背後的鄭貫公王月生），一舉奠定了其在遠東信息分析和輿論引導領域的權威地位，成為各方都不敢忽視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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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事件也深刻暴露了清廷中央權威的徹底空心化和地方實力派的崛起，為未來十多年的政局埋下了伏筆。
王月生通過精準的情報、超前的洞察和強大的資源網絡，以一篇看似客觀的商業評論為杠杆，成功撬動了曆史的進程，將列強的貪婪暫時約束在“可持續掠奪”的框架內，為風雨飄搖的中國爭取到了一絲喘息的空間。然而，清廷的腐朽和列強的本質並未改變，更大的風暴仍在醞釀。
光緒二十七年正月廿七1901年3月17日），北京東交民巷英國公使館。
海關總稅務司羅伯特·赫德爵士坐在橡木書桌前，金絲眼鏡後的藍灰色眼睛裡映著兩份攤開的文件。一份是十天前清廷明發上諭的抄本：
“本年夏間，拳匪構亂，開釁友邦，朕奉慈駕西巡，京師雲擾。迭命慶親王奕匡、大學士李鴻章作為全權大臣，便宜行事，與各國使臣止兵議和。昨據奕匡等電呈各國和議十二條大綱，業已照允，仍電飭該全權大臣將詳細節目悉心酌核，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
那句“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被朱筆圈出，旁邊有他潦草的英文批注：“絕望的坦誠。”另一份是二十天前送到的香港《遠東商業評論》，上麵那篇《議和大綱前景蠡測》的文章，被他用紅鉛筆畫滿了道道。
六十六歲的赫德在中國待了四十七年。他熟悉這個國家就像熟悉自己掌心的紋路：知道哪條河道能走多大的船，知道哪個口岸能收多少稅，知道地方官員如何做假賬，也知道朝廷的國庫到底有多空。
可現在，連他都覺得棘手。
門被輕輕敲響。秘書引進來三個人：彙豐銀行北京分行經理熙禮爾，德國公使館參讚穆默德公使穆默的堂弟，負責財政事務），還有法國東方彙理銀行的代表杜白蕾。
“諸位請坐。”赫德沒有起身，隻是指了指對麵的椅子，“想必都看過那份香港的雜誌了。”
熙禮爾最先開口。這個精瘦的蘇格蘭人操著一口帶上海口音的官話：“文章寫得狠毒。說懲罰性賠款會讓清廷崩潰，地方造反，最後誰都拿不到錢。現在倫敦金融城已經在議論了——如果中國真的亂成一團，我們持有的中國債券會不會變成廢紙？”
“所以我們要算出個準確的數字。”赫德從抽屜裡取出一份表格，“不能太少——不然各國國內無法交代；也不能太多——不然真把中國壓垮了。這個分寸，就是我們要找的。”
杜白蕾插話，法語口音很重：“我國政府的態度很明確：賠款必須體現法蘭西的尊嚴。去年我們在義和團事件中損失了七名傳教士、兩處教堂，還有……”
“我們都看過清單了。”赫德打斷他，“問題是，中國賠不起那麼多。我這裡有海關過去五年的稅收數據。”他推過表格，“每年關稅約兩千五百萬兩，鹽稅約一千三百萬兩，常關稅、厘金加起來約八百萬兩。這是中央能實際控製的收入。地方那些田賦、雜稅，朝廷能收上來三成就不錯了。”
穆默德仔細看著數字：“也就是說，清政府年收入大約在四千五百萬兩左右？”
“實際可支配的不到四千萬。”赫德修正，“要維持八旗餉、綠營餉、官員俸祿、宮廷開支，還有河工、賑災這些。去年實際結餘……”他頓了頓，“是負一百二十萬兩。”
房間裡一片寂靜。
窗外傳來俄國兵營的操練聲，皮靴踏地的節奏整齊而沉重，像在給這個衰朽的帝國敲喪鐘。
“所以，”熙禮爾緩緩說，“如果賠款數額超過中國年收入的一半，他們就隻能借債。而借債需要抵押——最好的抵押品，就是海關稅和鹽稅。”
赫德點頭：“這正是關鍵。如果我們把賠款定在每年兩千萬兩左右，中國就得用全部海關稅和一半鹽稅來抵押。這樣，我們就實際控製了中國的財政命脈。”
他看向三人：“這比單純要一筆巨額賠款更有利。錢總會花完，但控製財政，能控製幾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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