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硯之放下筆，輕輕舒了一口氣，額頭上已經滲出了細密的汗珠。
他看著試卷上的十道題，心中不由得對陛下生出深深的敬佩：“陛下這十道題，看似各不相乾，實則環環相扣，皆是關乎大宋國計民生的要害問題。
若不是對朝政有深刻的了解，對百姓疾苦有真切的關懷，絕無可能出得出這樣的題目。
看來陛下是真心想要選拔能辦實事、敢擔重任的官員，而非隻會阿諛奉承、紙上談兵之輩。”
他擦了擦汗，再次拿起筆，繼續完善自己的答案。
而龍椅上的趙翊，看著階下專注答題的仕子們，心中思緒萬千。
他此次出的這十道題，並非憑空臆想，而是借鑒了宋仁宗天聖八年殿試中的“問道十通”。
趙翊自幼便對宋仁宗極為敬佩，在他看來，大宋諸多帝王中，宋仁宗雖算不上雄才大略，卻算得上是一位難得的明君。
宋仁宗在位四十餘年，開創了“仁宗盛治”，大宋在他的統治下，經濟繁榮，文化昌盛，軍事上也有諸多建樹。
更重要的是，宋仁宗知人善任，選拔並重用了一大批有真才實學的文臣武將，這些人後來都成為了大宋的棟梁之材。
說起宋仁宗時期的文臣，首推範仲淹。這位“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賢臣，不僅文采斐然，更有一顆為國為民的赤誠之心。
他主持“慶曆新政”，推行一係列改革措施，整頓吏治、加強邊防、發展農業，雖因觸動保守勢力利益而最終失敗，卻為後來的王安石變法奠定了基礎。
他鎮守西北時，改革軍製，修築城寨，成功抵禦了西夏的入侵，讓西夏人不敢輕易犯邊，人稱“小範老子胸中自有數萬甲兵”。
還有唐宋八大家中的王安石與歐陽修。
王安石不僅是文壇領袖，更是著名的政治家、改革家。
他提出的“王安石變法”，涵蓋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各個領域，旨在富國強兵，雖然變法過程中出現了一些弊端，但其初衷與大部分措施都具有進步意義，對大宋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歐陽修則是北宋文壇的領袖人物，他倡導詩文革新運動，反對浮華文風，提拔了蘇軾、蘇轍、曾鞏等一大批文學人才，同時他在為官期間，直言敢諫，整頓吏治，為朝廷選拔了不少賢才，更主持編纂了《新唐書》《新五代史》，為後世留下了寶貴的史料。
而被後世稱為“包青天”的包拯，更是宋仁宗時期的標誌性人物。
包拯為官清廉公正，鐵麵無私，不畏權貴，敢於直言進諫。
他在開封府任職期間，整頓吏治，嚴懲貪官汙吏，公正審理了無數案件，為百姓申冤做主，深受百姓愛戴。
他多次向朝廷進言，提出了許多有利於國計民生的建議，無論是皇親國戚還是朝中重臣，隻要觸犯法律，他都一視同仁，絕不姑息，成為了後世為官者的楷模。
文臣如此，武將亦不遜色。
狄青便是宋仁宗時期最著名的武將之一。
他出身行伍，憑借著過人的膽識與戰功，從一名普通士兵一步步成長為大將軍。
廣西儂智高叛亂時，宋軍屢戰屢敗，朝野震動，狄青主動請纓，掛帥出征。
他在戰場上身先士卒，沉著指揮，最終大敗儂智高，平定了叛亂，收複了失地，穩定了西南邊境。
狄青不僅戰功赫赫，而且治軍嚴明，關愛士兵，深受將士們的愛戴，成為了大宋武將中的典範。
王韶的名字，與北宋西北邊疆的拓土偉業緊密相連。
這位被仁宗慧眼識中的奇才，並非傳統意義上墨守成規的文臣，而是一位胸藏韜略、誌在四方的戰略家。
早年他遍曆西北，深知河湟地區對於大宋邊防的重要性——這片被吐蕃諸部占據的土地，東接秦隴，西通西域，既是抵禦西夏的天然屏障，也是打通絲綢之路的關鍵節點。
在仁宗“問道十通”的策問中，王韶以《平戎策》三篇對答，條分縷析地闡述了“收複河湟、招撫諸羌、孤立西夏”的戰略構想，其遠見卓識令仁宗擊節讚歎，當即委以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