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到朝廷支持後，王韶踏上了拓邊之路。
他深知邊疆事務複雜，並非一味用兵就能奏效，於是采取“招撫為主，征討為輔”的策略。
麵對割據河湟的唃廝囉後裔，他先遣使通好，曉以利害，爭取到部分部落的歸附；
對於負隅頑抗的勢力，則果斷出兵，連下熙、河、洮、岷等六州。
在戰場上，王韶身先士卒，屢破強敵，先後擊潰吐蕃主力數萬之眾，將大宋的疆域向西拓展了二千餘裡。
這片新收複的土地，不僅為大宋增添了廣袤的疆土，更獲得了充足的戰馬產地和兵源，使得西夏被南北夾擊，戰略空間大大壓縮。
王韶的拓邊之功，不僅緩解了北宋長期以來的西北邊患，更向天下證明了大宋並非隻能被動防禦，亦有開疆拓土的雄心與實力，而這一切的起點，正是仁宗對他真才實學的認可與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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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王韶的運籌帷幄相得益彰的，是種諤這位鐵血悍將。
種諤出身將門世家，自幼熟讀兵書，弓馬嫻熟，更兼具非凡的軍事洞察力。
仁宗年間，種諤通過武舉入仕，憑借過人的膽識和實戰能力迅速嶄露頭角。
他深知西北邊防的要害，尤其對西夏的作戰特點了如指掌，在仁宗“問道十通”關於邊防策略的策問中，他提出的“築城固守、相機出擊”的戰術思想，與王韶的戰略構想形成互補，深得仁宗賞識。
種諤的軍事生涯，以勇猛果敢著稱。
他在西北邊境多次率軍抗擊西夏入侵，每戰必身先士卒，鼓舞士氣。
最著名的戰績便是率軍收複綏州，此戰中，種諤先是巧施計謀，招降西夏守將，而後迅速部署兵力，抵禦西夏援軍的反撲，以少勝多，大敗西夏軍隊，成功將綏州納入大宋版圖。
此後，他駐守西北多年，修築城堡，訓練士卒，建立起一套嚴密的防禦體係，使得西夏軍隊不敢輕易越雷池一步。
種諤的崛起，同樣離不開仁宗的識人之明——正是仁宗打破了傳統的門第限製，唯才是舉，才讓這位有勇有謀的將領得以施展抱負，為大宋築起一道堅不可摧的西北屏障。
仁宗朝之所以能湧現出王韶、種諤這樣的曠世奇才，核心在於其選官製度的科學性與公正性，而“問道十通”便是這一製度的集中體現。
這十道策問，並非局限於經義章句的死記硬背，而是涵蓋了治國理政、邊防軍務、民生經濟、禮樂教化等方方麵麵，旨在考察應試者的實際才乾與戰略眼光。
仁宗深知，太平盛世並非靠空談得來，唯有選拔出真正懂治國、善理事、能打仗的真才，大宋才能長治久安。
因此，他在閱卷時，從不拘泥於格式套路，而是著重關注應試者的真知灼見，正是這種“重實學、輕虛名”的選拔標準，才讓範仲淹，王安石，狄青，王韶、種諤等身懷絕技的人才得以脫穎而出，成為支撐大宋江山的棟梁。
遺憾的是，天不假年，仁宗在位四十二年，卻未能留下一位能完全繼承其治國理念的子嗣，晚年傳位於侄子宋英宗，此後大宋的國策逐漸偏離了仁宗時期的穩健軌道。
加之仁宗之後的幾位帝王未能延續“唯才是舉”的選官傳統，朝堂之上漸生庸碌之風，曾經威震四方的西北軍也因指揮失當而戰力衰減。
最終，在靖康年間，金人鐵蹄南下，汴京失守，徽欽二帝被俘，上演了“靖康恥，猶未雪”的千古悲劇。
倘若仁宗能多活二十年，以他的仁厚與遠見，必然能進一步鞏固邊防，整頓吏治，培養出更多像王韶、種諤這樣的人才；
倘若他有一位能承繼其衣缽的兒子，延續“問道十通”的選才標準，大宋的國力必然能持續強盛，金人即便虎視眈眈，也絕無可乘之機。
曆史沒有假如，但仁宗選拔真才的理念卻得以傳承。
趙翊深知仁宗“問道十通”的深遠意義，更明白大宋亟需真才實學之士來支撐危局，於是效仿仁宗，另設十道策問，其題目更加貼合當時的國家需求，從邊防部署到民生治理，從財政改革到人才培養，無一不直指要害。
他的目的與仁宗如出一轍：打破科舉製度的僵化束縛，選拔出真正能為國家分憂、為百姓謀福的賢才，讓這些人投身朝堂，輔佐自己穩固大宋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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