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時為了一個比喻，他會翻半天詞典，甚至去問使館裡學過英國文學的同事：“用‘像鐘表齒輪般精密’來形容推理，會不會太生硬？”
同事笑著打趣：“顧從卿，你這是要轉行當作家？”
他隻搖搖頭，把修改好的稿紙仔細疊好，放進抽屜裡的鐵盒裡。
他沒打算立刻發表，隻是想先把故事寫完整。
抽屜裡的稿紙漸漸厚了起來，熟悉的案件在他筆下慢慢複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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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次寫到福爾摩斯喬裝跟蹤嫌疑人，他竟下意識地模仿起故事裡的觀察方式，在上班路上留意行人的衣著細節，連李同誌都覺得奇怪：“你最近怎麼總盯著彆人的鞋子看？”
顧從卿隻是笑。
他知道，自己寫下的不隻是一個偵探故事。
在這個與記憶有所不同的平行時空裡，這些文字像是他與過去的某種聯結，也像是一種試探。
看看那些跨越時代的智慧與勇氣，是否能在這片土地上，再次找到共鳴。
窗外的霧散了些，月光落在稿紙上，照亮了那句剛寫下的話：“排除所有不可能的，剩下的即使再不可能，那也是真相。”
顧從卿對著這句話看了很久，忽然覺得，無論是破案，還是在異國他鄉開展工作，道理其實是相通的。
總要耐著性子，一點一點去拚湊，去求證，才能靠近想要的答案。
而且他知曉未來，他要為了五年後的談判早作準備。
他把筆擱在桌子上，準備明天繼續寫。
鐵盒裡的稿紙已經積了不少，沉甸甸的。
顧從卿把厚厚一疊稿紙仔細裝訂好，封麵上用鋼筆寫著“血字的研究”。
他摩挲著紙頁邊緣，指尖能感受到反複修改留下的細微褶皺。
為了讓故事裡的倫敦街景更真實，他曾在貝克街附近徘徊了三個下午，記錄下不同時段的光影。
為了讓警局的辦案流程符合維多利亞時代的習慣，他特意請教了使館裡負責警務聯絡的同事，連逮捕令的格式都反複核對過。
這天下午，他拿著稿子敲響了大使辦公室的門。
“大使，我把那本偵探小說寫完了。”
他把稿紙放在桌上，“之前跟您提過的，想試試用英國人的視角寫個故事，現在總算有了個初稿。”
大使放下手裡的文件，拿起稿紙翻了幾頁，眉頭慢慢舒展開：“哦？我還以為你隻是隨口說說。
這字裡行間的倫敦味兒，倒挺足。”
他想起顧從卿之前申請外出采風時的認真，當時隻當是年輕人的興致，沒成想真寫出了東西。
“寫是寫完了，可我對英國的出版社不熟。”
顧從卿坦言，“這故事背景在英國，主角也是英國人，想著或許能在當地出版。
隻是不知道該找哪家出版社合適，怕貿然投稿，反倒耽誤了。”
大使沉吟片刻，忽然笑了：“巧了，上個月接待麥克米倫出版社的總編時，他還說想找些‘新鮮視角’的作品。
那人對不同文化背景的創作挺感興趣，我幫你寫封引薦信試試。”
他頓了頓，又翻到稿紙的作者名處：“阿瑟·古德？
這筆名倒像個本土作家。”
“想著用本名的話，怕讀者先有了‘外國作者’的預設，反倒影響閱讀。”
顧從卿解釋道，“先用個筆名試試水，若是真能出版，再考慮是否公開身份。”
大使點點頭，讚許道：“考慮得挺周全。
你這故事若是能成，以後你行事會方便很多，也能打破一些壁壘了。”
當天下午，大使的引薦信就寫好了。
信裡沒提顧從卿的使館身份，隻說“一位對英國社會有細致觀察的年輕創作者，其作品兼具本土風情與獨特視角”。
顧從卿拿著信和稿紙，心裡像揣著顆剛出爐的包子，燙得人既緊張又期待。
送稿那天，他特意穿了件普通的深色大衣，把稿紙放進牛皮紙袋裡，看起來就像個尋常的投稿者。
站在麥克米倫出版社的門前，他深吸了口氣——不管這故事最終能否出版，能把記憶裡的偵探帶到這個時空，能讓那些精妙的推理在異國的紙頁上重現，本身就已是件奇妙的事。
他推開出版社的門，陽光透過玻璃穹頂照進來，在地板上投下明亮的光斑。
顧從卿握緊了手裡的紙袋，腳步輕快地走向接待台——新的故事，總要有人去開啟。
這也是他進入上層社會的敲門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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