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暐在icu瀕死的消息，像一顆投入靜湖的石子，漣漪擴散至意想不到的角落。團隊內部剛經曆了一場關於“直麵罪惡終局”的價值辯論，外部，一股針對“記憶錨點”計劃的、更精密的逆流已然形成。這一次，對手不再試圖抹去記憶，而是試圖讓記憶本身“失效”。
一）“理性”的解構：銀行大廳的n種“真相”
李明遠所在的“未來治理研究中心”，在其資助的線上期刊《前瞻視野》上，發布了一篇題為《群體事件中的認知偏差與敘事建構——以“銀行大廳事件”為樣本》的長文。文章沒有否認事件的基本事實，而是運用了大量的社會心理學理論和數據模型，對其進行“祛魅式”解構。
文章聲稱，公眾對銀行大廳事件的集體記憶，存在顯著的“道德簡化”和“英雄敘事”傾向。它通過複雜的圖表“分析”指出：
鮑玉佳的挺身而出，可能受到“旁觀者效應”中“逆反性表現欲”的潛在驅動引用了一項有爭議的小樣本研究）。
老趙的遭遇，被過度聚焦於其“保安”身份帶來的符號意義，而忽略了事件中其他複雜的互動變量。
危暐的暴力行為，被置於“官二代”的標簽下，使其個人行為被不恰當地上升為對整個製度的批判，這種“標簽化”阻礙了更深入的、關於個體犯罪心理與社會失範關係的討論。
文章最後“客觀”地總結：“剝離情緒化敘事，我們可以看到，‘銀行大廳事件’是一個由多重偶然因素疊加引發的個體悲劇。將其承載過多的象征意義，甚至作為某種政治敘事的基石，無疑會削弱我們應對真正係統性風險的能力。”
這篇披著學術外衣的文章，迅速被李明遠的擁?者和部分尋求“理性”聲音的媒體轉載。其核心目的，並非直接篡改記憶，而是通過過度解構和引入大量乾擾變量，讓清晰的罪惡變得模糊，讓堅定的價值判斷變得猶豫，最終使這段記憶失去其作為“警示燈塔”的銳利光芒。它試圖給公眾注射一劑“認知懷疑”的疫苗，讓人們對“記憶錨點”所守護的真相產生免疫疲勞。
“他們在給記憶下毒，”曹榮榮在內部會議上，一針見血地指出，“不是砒霜，而是慢性的、麻痹神經的藥劑。他們想讓人們覺得，追求清晰的黑白、扞衛基本的對錯，是一種幼稚和非理性的行為。”
二）技術反擊：“情感熵”攻擊與ai防禦
幾乎在《前瞻視野》文章發布的同時，張帥帥和沈舟監測到“記憶錨點”公共查詢平台遭遇了一種新型網絡攻擊。
大量經過精心設計的、看似來自普通用戶的“質疑”和“補充”信息，如同潮水般湧入評論區和技術支持通道。這些信息並非簡單的汙蔑或偽造，而是混雜著真假難辨的細節、看似合理的邏輯推理、以及大量引經據典的“學術性質疑”。
“根據我在場朋友回憶，當時危暐似乎是被老趙的某種言語激怒，細節有待考證…”
“有研究顯示，在衝突環境中，個體對暴力行為的記憶準確度會顯著下降，監控錄像的角度是否也存在盲區？”
“為什麼主流敘事隻強調危暐的官二代身份？這是否也是一種標簽化的暴力？我們應該關注事件本身，而非當事人的背景。”
這些信息單個來看，似乎都在“探討真相”，但海量湧現的結果，是讓清晰的證據鏈淹沒在無窮無儘的“可能性”和“另類視角”中，極大地增加了普通用戶獲取確定性的成本，製造了一種認知上的混亂和疲憊。沈舟將這種攻擊命名為“情感熵”攻擊——通過無限增加信息的混亂度，來降低認知的效率和信心的溫度。
“他們在利用人性的弱點，”張帥帥盯著屏幕上滾動的數據流，“當人們覺得搞清楚真相太累、太複雜時，就會傾向於接受一個簡單的、或者乾脆放棄判斷。”
團隊迅速調整ai防禦策略。之前用於識彆篡改的算法，升級為能夠識彆“解構性話語模式”和“信息乾擾意圖”的新模型。ai開始自動標記和過濾那些看似“理性探討”實則為預設結論服務的乾擾信息，並在關鍵證據旁提供簡潔的“事實錨點”提示，幫助用戶抵禦信息迷霧。
同時，梁露團隊製作了係列短片《真相不需要那麼多注釋》，用最直白的方式，回擊那些解構論調：
“無論有多少‘角度’，暴力就是暴力。”
“無論有多少‘背景’，規則麵前人人平等就是最基本的底線。”
“為罪惡尋找‘複雜性’，本身就是在為罪惡開脫。”
三）“新芽”的韌性：模擬法庭上的交鋒
麵對這股試圖“解構一切”的思潮，“新芽”計劃迎來了最嚴峻的考驗。孫鵬飛和程俊傑決定，在東海大學周邊的一場大型公開活動中，組織一場圍繞銀行大廳事件的“模擬法庭”。
這場模擬法庭完全按照真實司法程序進行，邀請了法學專家、心理學家以及隨機挑選的觀眾擔任陪審團。李明遠團隊的一名助理教授甚至作為“特邀觀察員”到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