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明遠的倒台並未帶來預期的平靜，反而像捅破了一個巨大的蜂巢。不再是單一的馬蜂撲麵而來，而是無數細小的飛蟲鑽入縫隙，無處不在，難以捕捉。“淨源”行動清除了一個顯性的汙染源，但團隊很快意識到，他們麵對的是一個更具韌性的“菌絲網絡”——沒有中心，彼此勾連，在暗處悄無聲息地蔓延、滲透。
一）“回聲室”與精準投毒
張帥帥和沈舟首先捕捉到了變化。之前相對集中的攻擊流量，如今分散成了成千上萬條細小的數據流，精準地注入各個網絡社群。它們不再試圖篡改“記憶錨點”的核心數據庫，而是利用算法，在特定的“回聲室”內構建經過微調的地方性“真相”。
在某個熱衷討論“效率與公平”的科技論壇，流傳起一個“銀行大廳事件優化版”的段子：將危暐美化為“打破僵化流程的挑戰者”，將老趙描繪成“不懂變通的規則奴隸”，而鮑玉佳則成了“利用道德製高點博取關注的表演者”。這個段子夾雜在技術討論中，以戲謔的方式消解著事件的嚴肅性。
在另一個關注“曆史哲學”的小眾社群，則流傳著一篇分析，聲稱“銀行大廳事件揭示了基於個體權利的倫理觀在複雜係統中的局限性”，隱晦地指向需要某種“更高維度的、超越個體善惡的治理智慧”。
“他們在進行‘認知微雕’，”沈舟展示著這些看似互不關聯的信息碎片，“針對不同群體的認知偏好和知識盲區，投放定製化的毒餌。量不大，但毒性針對性強，更容易被吸收和認同。”
曹榮榮看著這些分析，感到一陣寒意：“這比李明遠的宏大敘事更危險。它不再試圖說服你，而是悄然改變你看待世界的‘底色’和‘濾鏡’。”
二）“新芽”的免疫測試
孫鵬飛和程俊傑的“新芽”計劃團隊，首先感受到了這種“菌絲滲透”的壓力。他們在一個合作中學開展的“批判性思維工作坊”上，進行了一次模擬信息戰演練。當向學生們投放那些來自“菌絲網絡”的、經過包裝的爭議性觀點時，結果令人擔憂。
超過三分之一的學生，在最初階段表現出對這些觀點的好奇甚至部分認同。一個學生坦言：“這些說法聽起來好像更有‘深度’，更‘冷靜’。”另一個學生則說：“總覺得主流媒體在隱瞞什麼，這些‘小眾’觀點也許更接近真相。”
程俊傑意識到，傳統的“灌輸式”教育在應對這種精準投毒時顯得乏力。“他們不是在正麵進攻，而是在和我們爭奪孩子們的好奇心和信任感。我們需要升級‘疫苗’。”
他們迅速調整策略，將工作坊重點從“告訴你什麼是對的”，轉變為“教你如何識彆和抵禦信息陷阱”。他們引入了“動機分析工具箱”、“信源追溯指南”和“邏輯謬誤拆解手冊”，帶領學生們像偵探一樣，親手解剖那些看似“高明”的論調，暴露其內在的漏洞和預設的惡意。
一堂課上，孫鵬飛引導學生們分析那個“銀行大廳事件優化版”段子。
“為什麼要把一個暴力事件包裝成‘挑戰規則’？”
“為什麼要把受害者的職業作為攻擊點？”
“這個段子試圖引發你對‘規則’本身的何種情緒？”
層層追問下，學生們逐漸看清了段子背後試圖植入的“反規則”、“慕強淩弱”的潛意識。
“這不是在教他們思考什麼，”孫鵬飛對曹榮榮說，“而是在教他們如何思考。賦予他們抵禦‘菌絲’的免疫力。”
三）危暐的終局與菌絲的養分
就在團隊忙於構建認知免疫防線時，福州傳來消息，危暐因多器官功能衰竭，在醫院悄然離世。沒有掀起任何波瀾，如同投入大海的一粒沙。他的母親在付書雲的協調下，得到了基金會的一筆人道主義援助，用於後續生活。
危暐的死亡，本應為一個扭曲的人生畫上句號。然而，團隊監測到，“菌絲網絡”中很快出現了關於他死訊的“解讀”。在一些匿名的網絡角落，有人將他的死因歸咎於“體製的迫害”和“輿論的壓力”，將他塑造成一個“被時代犧牲的悲劇人物”，甚至有人借此抨擊當初曝光此事的鮑玉佳和團隊“缺乏人性”。
“看，連死亡都可以被異化成攻擊的武器，”梁露看著這些冰冷的文字，感到一陣反胃，“他們吸食一切，包括死亡和痛苦，將其轉化為滋養‘菌絲’的養分。這裡沒有對生命的敬畏，隻有對敘事權的貪婪。”
鮑玉佳得知後，沉默了很久。她想起icu裡危暐那雙空洞的眼睛，想起銀行大廳裡他暴戾的麵孔。一種深深的無力感包裹了她。個體生命的消逝，在更大的思想戰爭中，竟然如此輕飄飄，甚至可以被隨意扭曲利用。
“我們守護記憶，不僅僅是為了死者，”陶成文似乎看穿了她的低落，平靜地說，“更是為了生者不被這些扭曲的敘事所毒害。危暐的悲劇，在於他既是加害者，也是特定環境的受害者。而我們的責任，是阻止製造更多‘危暐’的土壤，以及阻止有人利用‘危暐’來繼續作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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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追蹤菌核：國際線索
魏超負責的對外情報線傳來了重要進展。通過對流向東南亞和歐洲新興智庫資金的追蹤，他們鎖定了一個位於瑞士的家族辦公室——“密拉貝爾信托”。這個信托結構複雜，層層嵌套，但其最終資金來源，與幾個早年從“織網者”相關產業中獲利、後轉入地下的資本集團存在關聯。
更重要的是，他們發現“密拉貝爾信托”的資助模式極具特色：它不尋求控股或主導，而是像播種一樣，向大量小型、具有潛在影響力的研究項目、獨立媒體、藝術家和學者提供“無附加條件”的小額資助。這些受資助者彼此可能毫無聯係，研究方向也各不相同，但細究其成果，往往會不約而同地指向對現有國際秩序、民主流程或普遍人權的質疑，並或多或少地推崇某種形式的“技術精英治理”或“適應性威權主義”。
“這就是‘菌核’，”魏超在情報分析會上指出，“它不直接生產內容，而是通過資本分散投資，培育一個龐大的、多樣化的‘菌絲網絡’。即使我們拔除一部分，其他部分依然可以獨立生存和繁殖，甚至能迅速填補空白。”
張帥帥提出一個設想：“能不能通過分析這些受資助項目的共性，反向構建一個‘思想病毒’的基因圖譜？識彆出它們核心的‘遺傳密碼’，以便我們更早地預警和攔截？”
這個想法得到了沈舟的讚同。他們開始嘗試利用ai模型，對已知的、與“菌絲網絡”相關的海量文本、視頻、音頻內容進行深度語義分析，尋找那些隱藏在表麵觀點之下的、共通的敘事模式、情感激發點和價值預設。
五）馬強的預言：地下的戰爭
馬強的畫作再次發生了變化。他畫了一幅巨大的、充滿細節的《地下生態》。畫麵上方是看似平靜繁茂的森林象征正常社會），而畫麵主體則是土壤之下的世界。健康的植物根須與顏色豔麗、形態詭異的菌絲纏繞在一起，進行著無聲的爭奪。一些菌絲甚至模擬出根須的形態，企圖欺騙植物與之共生；另一些則分泌出腐蝕性的液體；而在更深、更黑暗的土層中，隱約可見一些發光的、如同神經節點般的“菌核”。
這幅畫被懸掛在團隊的指揮中心，像一個無聲的警報，提醒著每個人，戰爭早已深入到認知的土壤深處，其複雜和慘烈程度，遠超肉眼可見。
陶成文站在畫前，對聚集過來的核心成員說：“李明遠隻是地表上一朵比較顯眼的毒蘑菇。真正的戰鬥在地下，在根須之間，在那些我們看不見的菌絲蔓延的地方。我們的‘記憶錨點’是守護健康根須的堡壘，‘新芽’計劃是培育抗病性強的幼苗，‘清源’行動是不斷清除過於猖獗的菌落。而接下來……”
他頓了頓，目光銳利：“我們要找到辦法，直接攻擊那些深藏的‘菌核’，disrupt它們的養分輸送和指揮網絡。這需要更深入的情報、更精準的策略，以及……更堅定的決心。”
六）新的武器：認知抗體庫
基於張帥帥和沈舟的“思想病毒基因圖譜”構想，曹榮榮和鮑玉佳牽頭，啟動了一項新的子計劃——“認知抗體庫”。
這個項目旨在係統性地收集、分析、歸類“菌絲網絡”散播的各種有毒敘事和論證模式，並為每一種“毒株”研發對應的“認知抗體”——即一套通俗易懂、易於傳播的辟謠指南、邏輯反駁工具包和情感疏導方案。這些“抗體”將通過“新芽”計劃、合作媒體、社交平台和基層社區組織，像接種疫苗一樣，精準投放到可能被“菌絲”感染的人群中。
“當一種扭曲的觀點出現時，我們不僅要說‘它是錯的’，”鮑玉佳解釋，“更要立刻提供‘為什麼錯’以及‘什麼才是對的’的完整工具箱。我們要讓抵禦思想病毒，變得像洗手預防流感一樣，成為一種可操作、可習慣的日常行為。”
梁露的媒體團隊開始製作一係列名為《認知免疫小課堂》的短視頻，用生動有趣的方式，拆解那些流行的謊言和話術。第一期的主題就是——“如何識彆為你‘深度思考’的毒蘑菇？”
第七百五十八章，描繪了對手在失去顯性首領後，蛻變為更具滲透力和生存能力的“菌絲網絡”。團隊在應對策略上，也從定點清除轉向了構建係統性的“認知免疫體係”。故事進入了更微觀、也更考驗耐力的持久戰階段。地下的戰爭沒有硝煙，卻決定著地表森林的未來是生機盎然，還是被無聲地腐蝕、朽壞。尋找“菌核”、研發“抗體”，成為了下一階段鬥爭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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