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護者內在生態”計劃如同在長久緊繃的弓弦上塗了一層溫柔的養護油，讓團隊成員在對抗黑暗的漫長征程中，得以更敏銳地感知自身心靈的細微震顫，及時修複那些因長期專注防禦而產生的認知磨損與情感鈍化。鮑玉佳的“記憶尋回”、程俊傑的陶藝、沈舟的直覺舞蹈……這些看似與宏大戰爭無關的私人實踐，卻在悄然加固著每個守護者內心最柔軟的防線。
然而，就在團隊認為找到了對抗“職業異化”的有效方法，並開始將“內在生態”理念向其他長期參與文明療愈工作的群體推廣時，一個出乎意料的危機，在銀河聯盟“認知防疫網絡”的邊緣爆發了。
危機發源於“鍛火族”文明——那個曾因因果斷裂而飽受內戰之苦，後在“溫度奇點”與“社會免疫”計劃幫助下，逐步走向穩定與繁榮的工業文明。在成功推行了新的社區連接算法和公共資源透明分配係統後，“鍛火族”社會呈現出前所未有的活力與樂觀情緒。
但此刻，“鍛火族”的首都星及其三個主要工業殖民地，正陷入一種詭異的社會性癲狂。民眾並非變得冷漠或虛無，而是表現出一種極端排外、高度警惕、對任何“異常”或“不同”零容忍的集體心態。街頭充斥著自發的“淨化巡邏隊”，他們以“維護社會純潔性、防止認知汙染”為名，攻擊任何表現出與主流行為規範稍有偏離的個體——從穿著奇裝異服者，到口音不同的外來者，再到發表非主流觀點的知識分子。社交媒體上，“識彆潛在認知病毒攜帶者”的指南病毒式傳播，鼓勵鄰裡互相舉報“可疑行為”。原本旨在促進信任的社區連接網絡，被扭曲成了監視與告密的工具。
最令人不安的是，這種狂熱並非由外部逆模因病毒直接引發。張帥帥和沈舟的監測確認，該區域沒有任何已知逆模因變種的活躍信號。相反，傳感器捕捉到的是“鍛火族”自身集體意識場中，一種被極度放大的、扭曲的“免疫應答”。
“他們自身的‘社會免疫係統’……正在攻擊他們自己的社會機體。”孫鵬飛看著前線傳來的混亂影像，難以置信地低語。
魏超調取了“鍛火族”過去一年的社會乾預數據。“我們幫助他們建立的‘製度透明’、‘公民監督’、‘社區連接’機製，以及推廣的‘範式免疫’教育識彆操縱、維護自主），所有這些本應增強社會健康度的措施，其核心要素似乎都被一種極端化的集體焦慮所劫持和扭曲了。”
曹榮榮嘗試遠程連接“鍛火族”的集體情緒場，瞬間被一股灼熱、偏執、充滿防禦性憤怒的情緒洪流衝擊，被迫中斷。“不是冷漠，是……過度的熱忱，一種要將任何‘不純’之物焚燒殆儘的病態清潔衝動。他們對‘汙染’和‘威脅’的敏感度被放大到了荒謬的程度。”
仿佛是為了印證他們的判斷，一段來自“鍛火族”某狂熱社區領袖的公開演講視頻流傳開來。演講者揮舞著代表“社會純潔勳章”的臂章，激情洋溢：
“同胞們！我們曾因內部的裂痕與腐敗而流血，我們曾被外來的因果武器所傷害！是銀河聯盟的朋友們教會了我們警惕、教會了我們團結、教會了我們要守護自己的認知家園！現在，考驗來了！那些無形的敵人——那些試圖讓我們放鬆警惕、接納‘異常’、容忍‘不同’的軟弱思想，就是新的病毒！它們比直接的攻擊更隱蔽、更惡毒！我們必須拿出比對待外敵更堅決的態度，淨化我們的思想，純潔我們的社區，將任何可能攜帶認知病毒苗頭的‘變異因子’識彆出來、隔離出去！這是我們作為‘免疫覺醒者’的神聖責任！”
演講引發了山呼海嘯般的狂熱回應。
一）追溯kk：偏執的“純潔性”與內部清洗
麵對“鍛火族”這場詭異的“免疫風暴”，團隊的思維再次被引向危暐和kk園區，但這次是一個此前較少被深入探討的側麵：危暐體係內部對“純潔性”和“忠誠”的病態追求，以及由此引發的內部猜忌與清洗。
在“抉擇之點”的隔離分析室，他們調閱了關於kk園區內部管理的相關資料，特彆是後期危暐潛逃前，園區內部愈發緊張和殘酷的氛圍記錄。
資料顯示，隨著外部打擊壓力增大和危暐本人疑心加重，kk園區內部逐漸形成了一套嚴密的內部監控與舉報製度。危暐鼓勵“員工”互相監視，舉報任何“可疑行為”——包括但不限於：私下抱怨、試圖藏匿私人物品、與特定同伴交往過密、表現出“不必要的”同情心、甚至隻是“眼神不對”。舉報者會獲得積分獎勵或減少懲罰，而被舉報者則麵臨嚴厲審訊、酷刑，甚至“消失”。
更甚者，危暐及其核心骨乾發展出一套扭曲的“忠誠測試”和“思想淨化”儀式。例如，強迫“員工”參與毆打試圖逃跑的同伴，以“沾血”來綁定罪惡；定期召開“批評與自我批評”大會，要求每個人公開懺悔自己的“軟弱”或“不忠念頭”，並激烈批判他人；創造了一套內部黑話和儀式，將服從和殘忍美化為“專業”和“強大”，將正常的人性反應汙蔑為“病毒”和“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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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係統內部人為製造了一種‘受圍心態’和‘內部敵人’的幻象，”程俊傑分析道，“通過將外部壓力轉化為對內部‘不純’元素的獵殺，他轉移了矛盾，強化了控製，並迫使成員通過參與迫害來證明自己的‘忠誠’和‘純潔’。這是一種極其惡毒的內部統治術。”
梁露注意到記錄中一些“員工”的轉變：“一些最初隻是被迫參與詐騙的人，在這種高壓和扭曲的激勵機製下，逐漸變得比管理者更熱衷於揪出‘叛徒’、更殘忍地對待‘不合格者’。他們通過扮演最極端的‘淨化者’角色，來獲得短暫的安全感和虛幻的權力感，同時也進一步異化了自己。”
沈舟將kk園區內部的這種“偏執清潔”模式，與“鍛火族”當前的社會狂熱進行比對。“結構性相似點很明顯，”他指出，“都是將‘威脅’內化，將對‘純潔安全’的追求極端化，鼓勵監視與舉報，創造一套識彆和排除‘異類’的標準與儀式，並通過參與排除行動來強化群體認同和個體‘價值感’。”
“不同在於，”鮑玉佳沉痛地補充，“kk園區是自上而下刻意製造的恐怖統治工具。而在‘鍛火族’，這可能是在我們幫助他們建立的‘社會免疫’意識與框架下，由於未能妥善疏導的曆史創傷、對新威脅的過度恐懼，以及某些社會矛盾，而自發衍生出的、自下而上的群體性心理畸變。我們給的‘免疫工具’，被他們的集體焦慮改造成了攻擊自身的‘免疫風暴’。”
二）“社會抗體”的畸變：當防禦轉向自身
這個發現讓團隊陷入了更深的反思和緊迫的危機感。他們意識到，“社會免疫係統”的培育，遠非簡單引入透明製度、信任機製和批判教育那麼簡單。如果操作不當，或者與文明自身未解決的深層問題如曆史創傷、結構性不平等、集體恐懼）相結合，這些“社會抗體”完全可能發生危險的畸變。
張帥帥調出了“鍛火族”實施“社會免疫”措施後的詳細社會心理監測數據。“數據顯示，在推廣‘範式免疫’教育、強調識彆‘操縱’和‘認知威脅’的初期，‘鍛火族’社會的整體不信任感指數曾短暫下降，然後開始急劇攀升，且信任對象發生了轉移——對遙遠的外部威脅逆模因）的警惕部分轉化為對身邊‘可能被汙染者’或‘潛在威脅者’的懷疑。”
孫鵬飛從群體心理角度分析：“這很可能觸發了他們內戰創傷後的‘群體創傷後應激障礙’。他們對‘分裂’和‘內部破壞’有著刻骨銘心的恐懼。當我們不斷強調‘要警惕認知病毒’、‘要維護自主性’，這些本意良好的提醒，可能無意中激活並放大了他們深層的群體性焦慮。他們將抽象的‘認知病毒’概念，具體化、人格化為身邊任何‘不同’或‘異常’的個體，並通過對這些‘內鬼’的清除行動，來宣泄焦慮、獲得控製感和群體認同。”
林奉超從製度設計角度反思：“我們幫助建立的社區連接網絡和公民監督機製，在缺乏強有力的法治框架、公民理性對話傳統和寬容文化緩衝的情況下，確實容易被民粹情緒和集體恐慌所劫持，變成高效的迫害工具。透明的另一麵可能是赤裸的輿論審判，連接的背麵可能是無孔不入的監視。”
付書雲憂心忡忡：“這就像給免疫係統脆弱的人注射了過強效的疫苗，或者免疫抑製劑使用不當，引發了嚴重的自身免疫疾病。我們低估了‘社會免疫’乾預的複雜性和潛在風險。”
三）危暐的“遺產”：分裂與猜忌的永恒種子
團隊的討論再次回歸危暐，思考他是否預見過這種“防禦轉向自身”的可能性。他們重新審視危暐留下的關於“控製”和“分化”的論述。
在一份關於“如何應對內部瓦解風險”的筆記中，危暐寫道：
“最堅固的堡壘從內部攻破。防止內部瓦解，不是靠更高的牆，而是靠讓牆內的人彼此猜忌、忙於自證清白。要讓他們相信，最大的危險不是牆外的敵人，而是身邊那個可能被敵人‘感染’或本來就‘不純’的同伴。當他們忙於內鬥、淨化自身時，就沒有餘力和心思來審視高牆本身，甚至會更依賴高牆的庇護。分裂他們，讓他們恐懼彼此，他們就會更緊地抓住你——唯一那個似乎能提供秩序和‘純潔’定義的人。”
另一段錄音中，危暐對心腹說：
“彆怕有人罵我們殘忍。殘忍是表象。真正的藝術是製造一種氛圍，讓殘忍看起來像‘必要之惡’，像‘清理垃圾’，甚至像‘神聖責任’。讓人們覺得自己在參與一項偉大的淨化事業，他們就會對自己造成的傷害視而不見，甚至從中獲得扭曲的崇高感。”
看到這裡，陶成文緩緩道：“危暐深知人性中這種將‘外部威脅內化’、通過攻擊‘內部他者’來宣泄恐懼、尋求純潔與歸屬的傾向。他利用這一點來控製他的犯罪王國。而我們，在試圖幫助文明建立‘社會免疫’時，可能無意中在有些地方，為這種危險傾向的爆發提供了新的概念框架和組織工具——‘認知病毒’、‘社會免疫’這些概念本身，如果被恐懼和偏執所駕馭，就會變成新的獵巫旗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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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超點頭：“所以，危暐留下的最陰險‘遺產’之一，或許就是這種將分裂、猜忌、內部迫害‘合理化’甚至‘崇高化’的思維範式。它可以在完全不同的語境下複活。在kk園區，它為犯罪統治服務；在‘鍛火族’，它可能被扭曲的集體創傷和防禦意識所驅動，披上了‘自我保護’和‘社會淨化’的外衣。”
四）緊急乾預：在風暴眼中降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