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瘟疫的變體
“回聲綠洲”實驗結束後的第七天，“鏡淵”發動了一場規模和精度都遠超以往的進攻。
它不是針對某個特定的敘事記憶庫，也不是滲透某個社群。這一次，它像一隻無形的手，同時撥動了聯盟信息網絡中數十個看似毫不相關的節點——幾個中等規模的開放式協作知識平台、數個以“理性思辨”和“邏輯訓練”為標榜的線上社區、一些聚焦科技倫理和社會工程學討論的論壇，甚至包括兩個聯盟下屬的遠程職業培訓係統的公開課程評論區。
攻擊模式是“汙染”與“嫁接”的混合變體，沈舟團隊將其命名為“邏輯瘟疫”。
最初隻是零星出現一些討論帖或評論，主題圍繞著“效率最優化的倫理邊界”、“情感作為決策乾擾因子的量化分析”、“集體敘事對個體理性自主性的隱形剝削”。這些話題本身並不新鮮，但在“鏡淵”場能的微妙調製下，其論述風格呈現出一種冰冷的、近乎數學般的“純粹理性”美感，剔除了所有模棱兩可的人文關懷和情感考量，將人類社會的複雜互動簡化成一道道待優化的函數題。
更關鍵的是，這些內容迅速引發了大量追隨和模仿。並非所有人都是被“鏡淵”直接影響的傀儡，而是這種極端理性、剔除“噪音”的論述方式，恰好迎合了一部分在信息過載和情感疲勞中渴望“清晰答案”和“可控感”的用戶心理。他們如獲至寶，開始用同樣的語調和邏輯，去解構一切帶有情感色彩或道德模糊性的議題：從慈善行為的“性價比”，到藝術創作的“效用值”，再到人際關係的“情感投資回報率”。
這種論述像病毒一樣複製、變異、傳播。它不直接宣揚虛無，而是將“理性”和“效率”奉為唯一圭臬，將所有無法被量化和優化的東西——愛、犧牲、同情、美感、信仰——要麼視為需要被最小化的“乾擾項”，要麼定義為尚未找到合適量化模型的“次級變量”。在這種框架下，為救陌生人而受傷是“非理性風險決策”，為理想放棄高薪是“無效生涯規劃”，甚至對逝者的深切哀悼也被分析為“沉沒成本的情感追加”。
“它不再僅僅冷卻情感，而是在係統性地重構一種認知範式——一種將工具理性絕對化、將人徹底‘數據化’和‘模型化’的思維框架。”孫鵬飛在緊急會議上臉色發青，“這比單純的虛無主義更危險。虛無讓人失去動力，而這種‘絕對理性’會讓人主動成為係統的‘優化零件’，甚至成為這種範式迫害他人的幫凶。曆史上很多係統性惡行，恰恰是在‘理性’、‘效率’、‘科學管理’的旗幟下進行的。”
曹榮榮調出受影響區域的實時情緒地圖，大片區域呈現出一種詭異的“低溫高效”狀態——討論熱烈，邏輯看似嚴謹，但情感溫度和共情指標跌至冰點。“這就像……一場思維層麵的‘去人性化’手術。‘鏡淵’在批量生產一種新型的‘認知模板’。”
張帥帥和魏超嘗試追蹤“邏輯瘟疫”的源頭和傳播節點，發現其分布極其分散，且大量借助了真實用戶的自主轉發和深化討論，很難像之前那樣定位到少數幾個“汙染源”。“它利用了知識社群本身的學習和模仿機製，將自己偽裝成一種‘更高級’、‘更清醒’的思維方式。我們麵對的不是點狀的攻擊者，而是一種……自我複製的認知模因ee）。”
陶成文感到了事態的嚴重性：“‘回聲綠洲’證明了ra情感共鳴的短暫抵抗力，敵人立刻轉換賽道，推出一種壓製ra情感、推崇絕對理性的‘替代品’。這是‘黑皮書’裡‘框架置換’策略的大規模、智能化應用。危暐在kk園區對人進行的‘工具化’改造，現在‘鏡淵’試圖在整個文明的思維層麵複現。”
所有人的目光，不約而同地投向了鮑玉佳。如果“邏輯瘟疫”是“框架置換”的升級版，那麼理解其微觀機製的最佳參照，依然是危暐在kk園區內那些最極端、最“成功”的改造案例。
鮑玉佳迎著眾人的目光，深吸一口氣。“我記得……在kk園區後期，危暐為了驗證他的理論，也為了‘優化’管理，曾經設立過一個‘模範詐騙單元’。”
她的聲音有些乾澀，但眼神堅定。“那或許就是……‘邏輯瘟疫’在個體和小組層麵上的一個‘完美’原型。”
二）“模範單元”的誕生：鮑玉佳的深層記憶
在加強的心理防護下，鮑玉佳再次開啟了那段最深、最暗的記憶閘門。這一次，她不再回憶零散的“黑皮書”條目，而是聚焦於那個被稱為“第七組”或“模範單元”的具體存在。
“那是園區裡一個特殊的獨立小組。成員不多，大約十來人。他們不負責具體的詐騙腳本編寫或前端執行，而是專門進行‘高階心理博弈實驗’和‘最優詐騙流程設計’。”鮑玉佳緩緩道來，“能進入這個小組的，要麼是園區裡最‘聰明’、最冷血的詐騙高手，要麼是危暐從外麵‘特招’來的，在某些領域心理學、社會學、計算機、甚至哲學）有特長但心術不正的人。危暐親自擔任這個小組的‘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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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小組的日常運作，就像一個高度理性的實驗室。他們的‘實驗對象’是園區裡其他普通詐騙小組難以攻克、或攻克成本過高的‘高價值目標’——通常是那些意誌堅定、邏輯清晰、社會經驗豐富或擁有較強道德信念的潛在受害者。第七組的工作就是分析這些目標的‘認知防禦體係’，設計最精準的‘突破口’和‘轉化路徑’。”
程俊傑問道：“他們具體怎麼做？”
“他們會獲得目標儘可能詳細的背景資料，然後進行‘認知建模’。”鮑玉佳努力回憶著那些令人不寒而栗的會議片段，“小組圍坐，在白板後來是電子屏）上拆解目標的價值觀、人際關係、財務狀況、性格弱點、知識盲區、情感依戀……一切都被圖表化、公式化。他們會爭論某個道德觀念在目標價值排序中的‘權重’，評估某段親情紐帶在壓力下的‘彈性係數’，計算引入某個‘更高理念’如家族榮譽、社會責任）進行框架置換的‘成功概率’和‘潛在風險’。”
孫鵬飛記錄著：“徹底的理性分析，對象是人。”
“是的。危暐要求他們摒棄所有‘共情乾擾’，完全從‘效率’和‘控製’的角度思考。我記得有一次，他們分析一個目標是虔誠的環保主義者。常規詐騙手段很難打動。第七組討論後，設計了一個極其複雜的方案：先偽造一份某跨國企業秘密汙染環境的‘內部文件’，通過精心設計的‘偶然’渠道讓目標‘發現’；然後安排冒充的‘內部舉報人’與目標接觸，聲稱需要資金支持進行秘密調查和訴訟；同時，在目標的社交圈裡植入‘懷疑論者’，質疑其行動的有效性，激發其‘證明自己’的鬥誌；最後，再提供一個看似能‘一舉揭露真相、拯救環境’但需要大筆‘活動經費’的‘終極機會’……”鮑玉佳頓了一下，“整個方案環環相扣，利用了目標的信念、正義感、孤獨感、甚至好勝心。他們在白板上推演每一步的心理變化和應對策略，就像在下棋，隻不過棋子是活人的情感和信仰。”
梁露感到一陣惡心：“這……這比單純的欺騙更可怕。這是在係統地‘解構’和‘重構’一個人。”
“這還不是最可怕的。”鮑玉佳的聲音更低了，“最可怕的是第七組內部的氛圍，以及……他們的‘成果’。”
三）效率的代價：單元內部的“進化”
為了追求絕對的“效率”和“可控”，危暐在第七組內部推行了一套極其嚴苛的“績效評估”和“認知管理”製度。
“小組內部有嚴格的kpi：目標轉化率、平均轉化周期、資金榨取率、目標後續‘忠誠度’指是否可能醒悟或報警）……所有指標都被量化。每周例會，每個人都要複盤自己的‘案例’，接受其他人的‘邏輯挑刺’和‘優化建議’。失敗或低效，會被嚴厲批評，甚至麵臨懲罰——不是體罰，而是更精密的‘認知懲罰’，比如被強製分析自己的失敗源於何種‘情感弱點’或‘邏輯謬誤’，並要求當眾提出改進方案。”鮑玉佳回憶道，“在這種壓力下，小組成員之間逐漸形成了一種扭曲的競爭和‘互相優化’關係。他們分享‘技術’，但也互相提防，因為任何人的‘不理性’或‘低效’都可能影響整個組的績效，進而影響自己的地位和安全。”
曹榮榮敏銳地指出：“這製造了一種‘群體性認知內卷’。每個人都拚命讓自己變得更‘理性’、更‘無情’、更‘高效’，以符合危暐設定的標準，並在小組內存活下去。這實際上是在係統地磨滅殘存的人性。”
“是的。”鮑玉佳點頭，“我見過一個原本還有些許猶豫的新成員，在三個月後，已經能麵無表情地分析如何利用一個癌症晚期病人的求生欲和對家人的愧疚感，榨取其最後一點養老金。他的眼神……空了。不是瘋狂，是空洞的‘高效’。他把那叫做‘專業’。”
更令人不安的是“成果”的應用。第七組設計的“最優詐騙流程”一旦驗證有效，會被迅速拆解成標準化模塊，錄入“黑皮書”的升級版，並下發給其他普通詐騙小組學習使用。同時，第七組中表現最“優異”、最“理性”的成員，有時會被抽調出去，擔任其他小組的“培訓師”或“督導”，將這種極端理性的思維模式和行為準則擴散到園區的更廣範圍。
“危暐曾得意地說，第七組是他的‘認知武器研發中心’和‘精英種子庫’。”鮑玉佳說，“他不僅僅是在詐騙，他是在嘗試建立一套基於絕對理性計算和高效控製的‘新型社會關係模型’，而kk園區就是他野蠻生長的試驗田。第七組，就是這套模型裡第一批‘完美適配’的‘新人’。”
沈舟聯想到當前的“邏輯瘟疫”，不禁倒吸一口涼氣：“所以，‘鏡淵’現在做的，就是試圖在更廣闊的網絡空間，複製這種‘絕對理性’的認知模板，培養更多自發遵循這種思維的‘新人’？它想引發的不是混亂，而是一種冰冷的、高效的、去人性化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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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這種‘秩序’具有強大的排他性和擴張性。”孫鵬飛補充，“它會將任何不遵循其邏輯的事物視為‘低效’、‘非理性’、需要被‘優化’或‘清除’的障礙。這本質上是將人工具化的極致，是‘危暐模式’的社會化升級。”
四）“模範”的裂痕：未被磨滅的微光
然而，即使在第七組那樣極端的環境裡，鮑玉佳也並非沒有觀察到“裂痕”和“微光”。這些觀察，此刻顯得尤為重要。
“有一個成員，我印象很深，代號‘k’。”鮑玉佳說，“他是組裡的技術骨乾，邏輯分析能力極強，設計的詐騙路徑往往最精巧。但他有個習慣，每次成功‘轉化’一個目標後，他會私下裡，在沒人看見的時候，用極小的字，在他那個從不離身的加密筆記本裡，記錄一點東西。不是技術總結，而是一些……奇怪的符號，或者一兩句沒頭沒尾的話。有一次我偶然瞥見，好像畫的是一個很簡陋的星星，下麵寫著一串數字，像是日期。”
“他在記錄什麼？”程俊傑問。
“我不知道。但有一次，他設計的方案需要利用一個目標對早夭女兒的記憶。方案非常成功，目標傾家蕩產。事後複盤會上，k冷靜地分析了每一個環節的成功因素。但散會後，我看到他在洗手間待了很久，出來時眼睛有點紅，但很快又恢複了那種空洞的平靜。”鮑玉佳頓了頓，“我懷疑，他是在用自己的方式，標記那些被他親手摧毀的、無法被‘理性計算’所容納的生命重量。那些符號和數字，可能是他僅存的、ra的道德感在扭曲環境下的畸形表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