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集賢離開那天，天微涼。汽車駛出縣城不久，道路兩邊的地勢開始起伏。再往南走，黑土地漸漸少了，山勢多了起來。路邊的樺樹成片，白色的樹乾在陽光下泛著光。司機說：“這就到七台河了，再往西走就是勃利縣。”
他邊說邊調小收音機，裡麵傳出一個老廣播劇的聲音，講的是上世紀的礦工生活。那種聲音混著路上顛簸的節奏，讓人心裡生出一種厚重感。
勃利縣靠山而生，也因煤而興。進城的第一印象是山多，路彎，樓不高。縣政府大樓前的廣場很寬，幾乎看不到喧鬨。街口的石碑上刻著“勃利”兩個字，字體蒼勁。
我在縣中心下車。對麵是一排老商鋪：理發館、修表鋪、小超市，還有一間煙酒門市部。街頭掛著橫幅，寫著“安全生產月”，幾個礦工模樣的男人在招待所門口抽煙聊天。
我隨意走著，空氣裡有一股淡淡的煤味。有人說那是勃利的味道——摻著煤塵、鐵鏽、潮氣。
街邊有個賣包子的鋪子，冒著熱氣。我進去要了兩個包子和一碗豆腐腦。老板是個瘦小的女人，四十多歲，動作麻利。她問我是不是從外地來的，我說是。她笑：“外地人來咱這，準是聽說咱的煤礦。”
她話音不大，但帶著一種自豪。她說她丈夫以前在礦上乾，後來礦合並了，下崗在家修摩托車。她自己守著這間小鋪子，早上賣早點，下午蒸饅頭。
“以前礦上熱鬨得很，飯店、理發店都忙。現在人少了，但日子還得過。”她一邊說，一邊給我續湯。
吃完走出來，街對麵是一個舊礦工俱樂部。紅磚牆，玻璃早已換成塑料布。門口的公告欄上貼著去年冬天的安全宣傳單。幾個老人坐在門口曬太陽，一個拉二胡，一個抽旱煙。二胡的聲音悠長，像是講一段舊日的事。
我過去和他們聊了一會。拉二胡的老人姓孫，七十多歲，年輕時是礦工。他說：“那時候，礦車一晝夜都不歇。人三班倒，一天乾八小時。井下黑，熱，潮，可掙得多。”
我問他現在想那段日子嗎？他笑著搖頭：“那是年輕人的事。現在能活著曬太陽，就知足了。”
午後，我打車去了一趟勃利老礦區。路邊能看見成排的礦工宿舍，多數都閒置了。院牆上還有“安全第一”的字樣。鐵門鏽得發紅，窗戶破了半扇。風一吹，鐵皮嘩啦響。
司機姓張，他說：“我以前也在礦上。後來礦沒了，就跑車。咱勃利人啊，靠山吃山。煤沒了，就想彆的法。”
他指著遠處一片地：“你看那，現在搞蘑菇棚。政府幫著修路修電，冬天供暖不愁。雖然不比礦上掙錢，但踏實。”
到了礦區儘頭，是一片廢棄的洗煤廠。廠房空蕩，隻有幾隻烏鴉在梁上叫。地上散著黑色的煤渣，踩上去沙沙響。牆上褪色的標語寫著“為祖國獻黑金”。
我站在那裡，看風吹過的煤塵，心裡忽然有些沉。
這些黑色的塵土，曾經是縣城的命脈。多少家庭靠它吃飯，也多少人因它留下傷痕。
傍晚時分，我去了城西的北山公園。山不高，但整座縣城都能望到。登頂後，整個勃利儘收眼底：灰色的樓、蜿蜒的公路，還有那一條條順山勢而建的居民區。夕陽落下時，山腳的燈一點點亮。
山頂有個賣冰棍的小攤，老板是個退休礦工。他笑著說：“現在啊，年輕人都出去打工，城裡冷清多了。”
我問他：“你覺得現在比以前好還是壞？”
他沉吟了一會：“說不上。以前熱鬨，有勁。現在靜，乾淨。人都老了，心也慢了。”
下山的路上，我遇見一對夫妻，他們在樹下賣野山菜。女人熱情地招呼我：“看一眼吧，新挖的蕨菜，嫩著呢。”
我問他們是自己挖的？男人笑著說：“上山倆小時，一筐。咱這山地肥，啥都長。”
他們用手比劃著，講起春天采蘑菇、秋天打鬆塔的事。那語氣裡有一種被山養大的自在。
晚上，縣城的燈亮得不多。路口的飯館裡坐著幾個喝酒的中年男人，大聲說笑。有人提起礦，說：“那年月雖然苦，可一頓飯能喝出味。”
他們的笑聲穿過窗子傳出來，在夜風裡散開。
我走在回旅館的路上，看到一家舊照相館，門口掛著褪色的婚紗照。玻璃後有一張礦工合影，黑白的，幾十個人笑得淳樸。照片下寫著：“一九八七年三月，勃利煤礦三隊。”
我停了很久。那張笑臉裡藏著一整代人的生活。
回到旅館，我打開窗戶。遠處傳來狗叫，還有火車的笛聲。山風帶著濕氣吹進來，帶一點煤的味道，也帶著泥土氣。
我在筆記本上寫下：
“勃利，山的名字裡藏著堅硬。煤的儘頭，是新的生活。人們不再下井，但依然在山腳謀生。舊礦的灰塵落下，新的綠意升起。這裡的人懂得一件事——靠山吃山，也能靠山養心。”
夜漸深，街燈稀疏。窗外偶爾有車經過，燈光掠過牆壁，又歸於黑暗。整個小城靜得隻剩下風聲。
我忽然覺得，這些縣城的夜，都有一種相似的安穩。
不急，不鬨，像一口老井，沉著地藏著生活的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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