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下午，店裡很安靜。
窗外的梧桐葉子已經開始泛黃，風不大，但樹影在玻璃上慢慢晃，像是有人在輕輕搖著時間。書店裡隻有我一個人，水壺在電磁爐上咕嘟響了一聲，又安靜下來。
我正整理一排舊書，聽見門被推開。
那是一種很輕的聲音，沒有急促，也沒有猶豫。進來的人腳步很穩，卻顯得有些疲憊。
他看上去四十多歲，穿著一件洗得有些發白的深色夾克，裡麵是襯衫，扣子扣得一絲不苟。鞋子擦得很乾淨，但鞋跟有明顯磨損。他站在門口看了一圈，目光落在“心理谘詢”那塊小牌子上，又停了一下，才慢慢走過來。
他沒有立刻坐下，而是先問我：“能聊聊嗎？”
我點頭，把對麵的椅子拉開。
他坐下後，雙手自然地放在膝蓋上，背挺得很直，那是一種長期坐在窗口裡形成的姿態，很難放鬆。
我給他倒了一杯熱水，他接過去，說了聲謝謝，聲音不大，卻很清晰。
“我是稅務局的。”他說。
這句話他說得很平靜，沒有自豪，也沒有回避，像是在報一個與情緒無關的事實。
他說自己在窗口工作了快二十年，從最早的手寫票據，到現在的係統操作，政策改了一輪又一輪，人也換了一批又一批。
“你們可能覺得，我們就是收錢的。”他說這句話時，沒有苦笑，隻是輕輕歎了口氣，“其實我們自己，有時候也搞不清楚自己在做什麼。”
他講起每天的工作。早上七點半到崗，八點準時開窗。係統一開，號碼就開始往外跳。有人排了一早上的隊，一肚子火氣；有人因為一條政策沒看懂，反複質問；也有人拍著窗口罵，罵政府，罵製度，最後把所有怨氣都砸在窗口這塊玻璃上。
“可玻璃後麵也是人。”他說。
有一次，一個小老板來辦稅，賬目不合規，被係統卡住。那人紅著眼睛拍桌子，說再這樣下去就隻能關門，十幾個工人沒飯吃。
“我知道他說的是真的。”他說，“我也知道政策沒有錯，可那一刻，我真的不知道該站在哪一邊。”
他說那天晚上回家，吃飯的時候突然沒胃口，孩子在寫作業，問他一個數學題，他卻怎麼也集中不了注意力。
“你有沒有過那種感覺，”他看著我，“就是你每天都在做‘對的事’，但心裡卻越來越空。”
他說起另一個細節。
有一年，他們查到一家公司偷稅，數額不小，按規定必須嚴懲。那家公司負責人找到他，沒送禮，隻是坐在他對麵，說了一句話：“我不是不想交，我是真的撐不下去了。”
“我沒法幫他。”他說，“我甚至沒資格多安慰一句。”
後來那家公司倒閉，工人散了。他偶爾在街上遇見其中一個原來的員工，在路邊擺攤。那人認出了他，卻什麼也沒說，隻是低頭繼續賣東西。
“那一刻我突然很想逃。”他說。
他說自己不是沒想過換工作，可年齡、家庭、孩子、房貸，把他牢牢按在原地。每天穿同樣的衣服，走同樣的路，在同樣的窗口後麵，說同樣的話。
“最可怕的不是被罵。”他說，“是你慢慢不再覺得被罵有什麼問題。”
他停了一下，手指輕輕摩挲著杯壁。
“我發現我開始麻木。”他說，“有人哭，我沒感覺；有人求，我心裡隻剩流程。”
他說這話的時候，聲音很低，但並不顫抖。那不是情緒失控，而是一種被時間磨平之後的疲憊。
我問他，是什麼讓他今天走進這裡。
他說，前幾天有個年輕人來辦稅，是剛創業的，手續沒弄全，被退回去三次。第四次來的時候，那年輕人突然在窗口前哭了。
“不是嚎，是那種憋著的哭。”他說，“像怕彆人看見。”
那一刻，他突然很想走出窗口，拍拍對方的肩，告訴他慢慢來。但他沒有。
下班後，他坐在辦公室裡，盯著牆上的標語看了很久。
“我突然意識到，”他說，“如果我再這樣下去，遲早會變成我自己最討厭的那種人。”
他說完這些，長長地吐了一口氣，像是終於把什麼放下了一點。
我沒有立刻說話，隻是讓沉默在兩人之間停留了一會兒。
有些職業，站在製度的一端；有些人，卻站在製度和人之間。站得越久，越容易被撕裂。
我對他說：“你還會為彆人的哭難受，說明你還沒麻木。”
他愣了一下，隨即低下頭，笑得很輕。
“是啊。”他說，“所以我才害怕。”
他走的時候，天已經暗了。燈亮起來，書店裡顯得比白天更安靜。
他站在門口回頭看了我一眼，說：“謝謝你聽我說這些。”
我點頭，看著他走進夜色裡。
窗外的街燈一盞一盞亮起，人流重新湧上街頭。明天，他還是會坐在那個窗口後麵。
但至少今晚，他不是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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