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過多久，東林黨背後的金主也浮出水麵——
江南的鹽商、綢緞商們私下湊了銀子，還幫著牽線搭橋，竟讓他們弄出了一份“攻守盟約”，明著是“共保江南安寧”，暗裡卻藏著對抗朝廷的心思。
乾德元年，皇帝拗不過大臣的請求，將南方事務交給他們處置。
於是朝廷接連幾道令旨下去：
調黃得功、高傑、劉良佐三部，分彆移駐揚州、鳳陽與廬州，軍營剛紮下，糧草便跟著運到；
又給何騰蛟撥了大批錢糧，讓他在當地自籌募兵，擴充軍力。
緊接著，五軍都督府聯合兵部與內閣，給浙江、福建、廣東、江西、廣西的各軍衛所都發了軍令，字裡行間透著嚴厲：
“加緊練兵，枕戈待旦，不得有半分懈怠。”
另一邊，給地方布政司、教諭使及各州知府、知州的文書也隨之發出，隻一句話：
“密切關注地方，一月後回京述職，吏部考評。”
消息傳到內庭，曹化淳、王德化與王承恩三人忙湊在一起，對著各地送回的密報與文書反複分析。
幾人熬了兩個通宵，終於得出結論，次日一早就進宮向乾德皇帝彙報：
“聖主，如今南方各省已是風聲鶴唳，隻是其中亂象頗怪。
我們是否向各地守備監軍下旨？”
他們指著文書上的記錄解釋：
“地方上的監軍，至今沒收到內庭的旨意；
巡按也沒拿到督察司的文書；
唯有巡撫得了練兵的軍令，這顯然不合朝廷規矩。
說白了，就是政令不通——
哪怕軍部出具的文書蓋了內閣與五軍都督府的印，又加了調兵印璽，可隻要不是軍部、督察院、內監局三印齊聚，令旨完全一致，地方上便敢‘可奉可不奉’，陽奉陰違的苗頭，已經很明顯了。”
其實在萬曆年間，文官集團本是有權調兵的——
隻要內閣、兵部與五軍都督府三部共同出具文書，蓋了各自的印璽，便能調動各地衛所兵、各鎮守禦部隊，甚至能繞開監軍，直接傳令軍中。
可偏偏文官集團自己不爭氣，到了萬曆朝後二十年，皇帝與朝堂徹底鬨僵，成了水火不容的局麵：
皇帝下的旨意，朝臣拖著不辦；
朝臣遞的奏章，皇帝壓著不批，雙方誰也不理誰的政令。
這下可苦了辦事的人。
皇帝想做點事，國庫卻攥在朝臣手裡，一分錢也不肯鬆口，沒辦法，隻能掏自己的內帑銀子。
久而久之，“雇兵”成了常態——
當年皇帝派兵去朝鮮打擊豐臣秀吉，那些兵將說白了就是雇傭關係，拿了內帑的錢才上戰場。
後來打貴州、打甘肅，再到征麓川，全是這套模式：
內帑出錢，雇人打仗。
雖說這四場仗都打贏了，可賬算下來卻是虧的——
不僅沒從戰爭裡撈到好處，連最初投的內帑本錢都沒收回來，萬曆皇帝私下裡不知歎了多少回氣。
萬曆皇帝經此一遭，之後便開始“裝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