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畿舊地原本是首選，日本自古以京都為國都，文化根基深厚，天皇宮廷、貴族學社、佛寺神社皆彙聚於此。
從禮製、士風到官吏體係，無一不以京都為中心，乃是傳統意義上的“國之本”。
但徐聞卻否決了這一點。
“京都可居人心，卻難納天下。”
這是他的理由。
“京都地處內陸，四麵環山，雖文化昌盛，卻地勢閉塞，交通不便，糧道難濟，兵馬難調，若欲經略四方，以京都為根，勢必羈於山河，動輒掣肘。”
徐昭初聽此言，也頗感不解：“曾祖何不居其國都，震其舊心？倭人視天皇居處為正統，何不於彼建藩？”
徐聞隻是負手一笑，目光遙遙望向東方的關東平原。
“因為，時代已變，天下之勢，不在西陸，而在東洋之口！”
於是，他選中了江戶。
江戶城，也就是後世的日本東京。
曆史上，三十年後，德川家康受封進入江戶城，建立德川幕府，自此江戶成為了日本的政治、經濟中心。
彼時的江戶城，還隻是武藏國下的一座新興城邑。
四年前，上杉氏方才奉幕府之命，開始於江戶灣畔修建新城。
當時人看，這不過是邊遠之地一隅孤城，談不上王氣，更不見風骨。
但徐聞，卻從中看到未來的帝國樞紐。
他用幾句寥寥之語，向眾人將江戶的利與京都的弊對比得明明白白：
“京都為山中盆地，雖古都之尊，卻無通海之利，江戶據關東平野，南臨浦賀、東望太平洋，水路可通海上諸國，陸路可控本州全境，實為樞機之地。”
“江戶三麵平野，背山麵海，可設倉屯兵、可養百工，春播秋收不乏，夏運冬藏無憂。”
“倭國之治，不在敬古，而在製今，京都隻足以安撫殘舊，江戶卻能開疆拓土。”
徐聞明白，大明治倭，不是重演朝貢舊製、虛設“藩屬”之名，而是要將日本徹底納入大明體製之中，成為治下新域，長治久安。
因此，越王府的選址與其說是政治象征，不如說是未來統治的基石。
既要有戰略縱深，又能輻射全國。
徐聞還特彆指出，江戶的四大優勢。
地理上，江戶位於關東要地，北通東北諸藩，西接中部平原，東南瀕海，直抵太平洋海貿要口，陸海並進，可調兵運糧，進可攻，退可守；
軍事上，江戶灣如天授鐵門，三麵屏障、後靠箱根群山，是天然的防禦屏障，又可建水軍基地，便於封鎖、掃蕩海上殘敵與倭寇殘餘；
經濟上，江戶平野廣袤無垠，可大規模屯田，周邊百村千町、耕地縱橫，是日本糧食產區重地，亦可築港發展航運；
政治上，江戶非舊貴族根基之地，避京都舊臣勢力乾擾，便於推行改革、安插親信，塑造一整套“新治日本”的政治模板。
“越王府不是朝廷賞我一塊風水寶地讓我養老，而是要我以此為基，百年鎮倭。”
徐聞如是說。
光靠兵力和詔令不足以讓倭人服膺。
他清楚，大軍所至，勝者為王隻是開始，未來如何長久統治，如何讓日本逐漸“漢化”，才是越王府真正的工作重心。
為此，徐聞決定十日後，在原皇居大殿中召開賞功大會，重定藩封、推行新製、確立官員錄用標準，拉開製度“內治日本”的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