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35章：大紮撒釋注至元二十七年?和林國史院）
和林國史院的窗欞漏進晨光，照亮案上堆疊的《雙紋大紮撒》抄本。耶律鑄身著緋色公服，正核對編修團隊名單：蒙古學士孛魯合掌蒙古文注釋，他的叔父曾參與《大紮撒》初編；漢人學者王惲負責漢文釋義，帶來家中珍藏的《至元律注》手稿；西域學者拉施特校訂波斯文譯本，確保術語與伊爾汗國法典對應。“需依忽裡台決議釋義，”耶律鑄用狼毫筆圈出重點，“‘虎臣’權限是核心，”需兼顧草原舊製與中原禮法。
編修官的案幾按“左蒙右漢”陳設，蒙古文抄本用狼皮紙，漢文用桑皮紙，中間置西域帶來的琉璃鎮紙，鎮紙刻三語“法典”。吏員送來新製的注釋格紙，每頁分“原文”“釋義”“案例”三欄，欄線用朱砂繪製，與國史院的《文書格式》完全一致。“寅時開編，”耶律鑄敲響銅鐘，“每日需完成兩卷注釋，”月末呈東宮審定——這是防止拖延的“限時製”。
耶律鑄在“虎臣篇”批注頁寫下初稿：“掌軍務需憑虎符調兵，”他引用至元二十六年符牌庫劫案的判例，“非緊急情況不得擅發一卒；稅賦征管需依《至元新格》，”每月造冊送中書省核驗；“刑獄審判需三族評事官同堂，”不得單方定罪。孛魯合補充蒙古文注釋：“太祖時的‘監國’權限更重，”但忽裡台決議已縮減，“需注明‘凡大事需東宮點頭’，”這是製衡之術。
王惲用朱筆在漢文釋義旁注：“此與漢製‘三公輔政’相似，”但元代“虎臣”無封地，“權責限於行政，”不掌宗室事務。三人爭論最烈的是“緊急軍務權”：孛魯合主張“草原事急可先斬後奏”，王惲堅持“需八百裡加急報東宮”，最終耶律鑄折中：“畫‘虎符急報’專用符，”憑符可先調兵，“三日內補奏文書，”寫入釋義作為補充條款。
“每月報備”條款的起草格外審慎，耶律鑄參考《東宮儀注》：“初一送上月軍務賬，”需附虎符使用記錄；“十五繳稅賦清冊，”注明抽分、減免明細；“月末呈刑獄卷宗，”重大案件需附審錄供詞。孛魯合將蒙古文“報備”譯為“?aлгacah”呈報），特意注明“非請示，”而是“讓皇孫知政情”——這是照顧蒙古貴族情緒的措辭。
王惲設計報備文書格式：封麵用明黃綾，題“虎臣月報”，內頁分蒙漢雙語，左側記蒙古千戶反饋，右側錄漢人路府官意見。“需防報備流於形式，”他對耶律鑄道，建議設“東宮查賬官”，由忽必烈親信擔任，“可隨機抽查月報與實物是否相符，”比如軍務賬的兵數需與虎衛營名冊對照。這項建議被納入釋義，成為製衡“虎臣”權力的關鍵。
月報製度擬定時，恰逢忽必烈生辰，耶律鑄率編修官將釋義初稿送東宮。忽必烈身著小朝服，在紫檀書案前逐頁審閱，他的漢文書法已頗有長進，在“軍務報備”頁寫下“可”，筆畫遒勁；蒙古文部分由孛魯合誦讀，他點頭示意“準”，用狼毫在蒙文旁畫小狼首——這是皇孫特有的批語符號。
“為何刑獄需三族同審？”忽必烈指著相關條款，耶律鑄解釋：“乃馬真後曾單方判漢人死罪，”引發民怨，“三族同審可防偏私。”忽必烈沉吟片刻，在頁邊添“凡涉及黃金家族者，”需宗正府額外核驗，“這是補充，”他對耶律鑄道，“皇親也不能例外。”編修官立即按此修改，朱批原件存入東宮密檔，副本附於釋義之後，成為法定依據。
國史院的審定會開了整整三日，蒙古千戶帖木兒非叛黨）質疑“稅賦報備”太繁：“草原牧民隨水草遷徙，”每月造冊不現實。王惲拿出《牧場分製》反駁：“可按季節報備，”春夏季每兩月一次，“秋冬季集中造冊，”已兼顧遊牧特性。拉施特則用波斯文記錄爭議點，確保伊爾汗國的蒙古貴族能理解釋義——這是為了絲路沿線的執法統一。
審定通過的釋義稿需“三族畫押”：孛魯合蓋蒙古文印，王惲押漢文方章，拉施特簽波斯文名。耶律鑄將稿樣送宗正府，府尹用驗印鏡檢查：“無篡改痕跡，”符牌庫的磁石試紙在稿紙邊緣顯淡青色——原來紙張含微量漠北礦粉，“這是防偷換的‘紙驗法’，”與符牌的防偽異曲同工。最終稿的騎縫處蓋“國史院”“東宮”“宗正府”三印，構成“三堂會審”的法定效力。
釋義的每章後附三個判例，均選自至元二十六年的真實案件：符牌庫劫案說明“偽造符牌罪”，忽裡台投票案解釋“議事規則”，乃馬真後偽印案印證“監國權限”。孛魯合用蒙古文撰寫案例分析，強調“太祖舊例與新製的延續性”；王惲的漢文分析側重“法理邏輯”，引用《唐律疏議》作對比；拉施特則點評波斯類似判例，“讓西域人知元代法不偏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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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具爭議的是“塔塔兒部安撫案”：阿勒壇歸降後獲免罪，孛魯合主張“體現草原寬宥”，王惲卻堅持“需注明‘首惡必懲’”，最終案例結論寫“主謀帖木兒流放，餘眾安撫”，兼顧兩種立場。每個案例都注明判決日期、主審官、卷宗編號，“可去宗正府調原檔核驗，”耶律鑄在凡例中寫明，“釋義需以案為證，”不可空談法理。
釋義的抄本采用“三重防偽”：紙張含漠北礦粉，遇虎符顯青暈；墨汁摻西域香料，years後仍留香；裝訂線用染過硫磺的絲線，蟲蛀不侵。蒙古文抄本的每個“虎”字都有微小差異，由孛魯合親筆書寫，仿造者難辨；漢文版的句讀用朱砂點，點的大小隨章節遞增；波斯文譯本的字母尾鉤暗藏數字，對應章節數——這是拉施特的獨門防偽。
國史院的抄書吏需經“防偽培訓”，考核合格者發“抄書牌”，牌麵刻三語“信”。抄本完成後，監抄官用驗墨燈照射，燈影下顯形隱藏的“國史院”水印。“當年乃馬真後偽造法典抄本，”耶律鑄對抄書吏道，就是因缺這些防偽，“如今每本都有‘身份碼’，”刻在書脊內側，與總目冊一一對應。
頒布儀式在和林太廟舉行，辰時的鐘聲傳遍十二坊。耶律鑄捧釋義正本登壇，書函為紫檀製，刻蒙漢雙語“大紮撒釋義”，函鎖為磁石結構，需蕭虎的虎符與忽必烈的東宮令牌同開。忽必烈親自主持，用八思巴文與漢文宣讀頒令：“自今日起，”凡斷案、行政，“均以此釋義為準，”違令者按“曲解法典”治罪。
三族代表依次接抄本：蒙古千戶領狼皮紙本，漢人路府官接桑皮紙本，西域商隊首領取羊皮紙本。每個抄本的末頁都有忽必烈的朱批“可”，與東宮存檔的原件比對無誤。太廟外的石碑立即刻上釋義摘要，“虎臣權限”條用金粉填刻，與城門的《雙紋大紮撒》碑形成呼應——象征法典從文本到實踐的完整閉環。
中書省設“釋義督查司”，由蒙古、漢、波斯三族官員組成，每月抽查地方執行情況。督查官持“督查符”，符麵刻釋義條款，遇有爭議可當場核驗。一次山西路府官誤用舊例斷案，督查官出示釋義中“三族同審”條款，“按新釋義需重審，”並將失誤記入《官員考績冊》——這是確保釋義落地的“問責製”。
蕭虎的虎衛營也參與監督，主要核查軍務執行：“凡未按報備流程調兵者，”無論蒙古千戶還是漢人將軍，“均先奪符，”再報東宮處置。耶律鑄每月彙總督查報告，呈忽必烈禦覽，報告用三色標注：綠為合規，黃為瑕疵，紅為違規，“紅頁需附整改方案，”這成為皇孫了解政情的重要窗口。
《雙紋大紮撒釋義》頒布半年後，和林的案件改判率下降三成，地方報備文書規範度提升七成。蒙古千戶逐漸習慣“每月報軍務”，漢人路府官按釋義調整稅賦流程，西域商隊也因執法統一，貿易糾紛減少。忽必烈在東宮講筵時，常以釋義中的案例提問，“為何報備能防專權？”蕭虎答：“就像馬需韁繩，”權需製度約束，“釋義就是那韁繩。”
國史院將各版本釋義存入金匱，與《雙紋大紮撒》正本同庫保存。金匱的鑰匙分掌三族：蒙古宗正府、漢人中書省、西域太史院，“非三方同啟不得借閱，”這是防止釋義被篡改的終極保障。和林的暮色中，太廟的鐘聲與國史院的抄書聲交織，法典釋義不僅是條文解釋，更是權力秩序的基石，為忽必烈親政鋪就了製度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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