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0章：碑文拓傳至元三十八年春?白虎城文吏院）
白虎城文吏院的窗前，文吏張謙正逐件檢查拓印工具。案上整齊排列著“三層宣紙”最上層生宣吸墨，中層半熟宣承力，下層熟宣托底）、“糯米漿”新米浸泡三日磨漿，加少許明礬增黏）、“拓包”細棉布裹棉絮，外層包絲綢，輕重各備三隻），還有特製“扁平毛刷”豬鬃毛紮製，刷頭寬二寸，便於平刷宣紙）。
“拓碑如繡花，工具差一分，字跡失三分，”張謙對拓印工匠李墨說，“宣紙需用徽州產‘澄心堂紙’，纖維細密不易破；墨錠得是鬆煙墨，磨時加溫水，濃淡要勻，太濃糊字，太淡模糊。”李墨是從大都調來的老手藝人，他取過毛刷在掌心輕拍：“鬃毛軟硬度剛好，刷紙時才不會蹭掉碑上青苔。”
為適應界碑露天環境，他們特意準備“防雨罩”竹架蒙油布，可臨時遮擋雨雪）和“防風板”薄木板圍在碑周，避免拓印時宣紙被風吹起）。張謙在《拓印備物冊》上逐項勾記，確保次日赴湖心島拓碑萬無一失——這冊賬簿將隨拓片一同存檔，成為後世考據的憑據。
至元三十八年春分日，湖心島晨霧未散，張謙與李墨已架好防雨罩。李墨先以“軟毛刷”輕掃界碑表麵清除苔蘚與浮塵），再用“白芨水”白芨根熬製，黏性溫和）均勻塗抹碑麵：“這水不傷石，又能讓宣紙貼牢，比直接用糯米漿更穩妥。”
拓印按“蒙文、漢文、藏文”順序進行，每種文字用專屬拓包。先鋪三層宣紙，李墨以“按刷”輕按紙麵，使紙與碑麵凹陷完全貼合，再用“撲子”包著絲綢的拓包）蘸墨輕撲：“蒙文圓轉多，要順著筆畫弧度撲；漢文方正，需直上直下用力勻；藏文豎畫長，得從頂到底一氣嗬成。”張謙在旁記錄：“辰時拓蒙文，巳時拓漢文，午時拓藏文，每層紙晾乾一刻再拓下層。”
中途突降微雨，兩人迅速放下防雨罩，李墨趁機檢查已拓部分：“蒙文‘疆土’二字清晰，漢文‘永固’筆畫完整，藏文‘護界’咒符無缺。”這場雨反倒讓宣紙更貼碑麵，待雨停續拓時，文字愈發飽滿，連碑上細微的鑿痕都清晰顯現。
拓片從碑上揭下後，需經“三修”方可定型。李墨先將拓片平鋪在“晾紙架”竹製框架，通風防潮）上，待半乾時用“排筆”輕刷紙麵去除褶皺）；再用“小鑷子”挑去粘在紙上的雜質碎苔、纖維）；最後用“朱筆”圈注缺損處如藏文某字末筆模糊，旁注“原碑殘，據上下文補”）。
張謙按“九驗法”檢查質量：“一驗文字完整無缺筆少畫），二驗墨色均勻無濃淡斑駁），三驗紙層貼合無氣泡空鼓）……”發現漢文“冰海為池”的“池”字右側稍淡，當即決定重拓該字：“此句關乎地理考證，半點含糊不得。”李墨取來“局部拓具”小尺寸拓包與宣紙），精準補拓後，字態如初刻般精神。
修整後的拓片分“正副”兩類：正拓三張送大都、北庭都護府、本地存檔），副拓十張分送各斡耳朵與學堂），每張拓片角落蓋“白虎城文吏院印”銅印，方二寸，篆體），邊緣注拓印日期與工匠姓名，以示負責。
拓片包裝需過“三關”。張謙先將拓片折疊成“經折裝”每折三寸，避免死折），夾在“夾板”中楠木板，防壓皺）；再裝入“雙層木盒”——內層鋪“防潮紙”桑皮紙浸蠟），外層填“樟木屑”防蛀蟲），盒蓋刻“界碑拓片”漢蒙雙語及編號如“正拓壹號，送大都”）。
木盒外層還要裹“防雨氈”羊毛氈浸桐油），用麻繩十字捆紮，繩結處封“火漆印”白虎城軍印，遇水不散）。張謙在《傳遞冊》上標注：“木盒重三斤，拓片三張，防潮等級甲，需驛站‘快馬遞’每日行百裡）。”他特意叮囑驛卒：“盒底朝上當心放，不可日曬雨淋，受潮即毀，責任重大。”
使虎部落首領巴圖聽聞拓片要送大都，主動送來“虎毛襯墊”鞣製的軟虎毛，防震防潮），張謙將其墊在木盒夾層，笑道：“有虎毛護著，這拓片定能平安抵京。”包裝細節裡，藏著邊疆對文書傳遞的敬畏與用心。
拓片傳遞啟用“急遞鋪”係統，從白虎城至大都設十二驛，每驛備“雙馬雙夫”防止馬匹疲斃）。首驛驛丞趙五接過木盒，在《交接冊》上簽字畫押漢蒙雙語簽名），注明“至元三十八年三月十六日未時接，十七日卯時發”，並附“封條核對記錄”火漆完好，繩結無損）。
沿途驛站需“雙驗雙記”：驗木盒完好度，記接收發送時間。行至第五驛時，驛卒發現木盒外層氈布微濕，當即開箱檢查，見內層防潮紙未損，拓片乾燥，便更換乾氈布，在《異常冊》注明：“途經雨區，氈布受潮，內物無損，已換氈。”這種細致記錄讓全程可追溯，任何環節出問題都能追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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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馬行至大都附近“盧溝橋驛”時，驛丞特請文吏院官員預檢，確認拓片完好後，用“金漆盒”替換木盒彰顯鄭重），由專人護送入宮。從湖心島到大都，三千餘裡路程，拓片經二十八人之手傳遞，曆時二十一日，全程記錄無一字疏漏，堪稱元代文書傳遞的典範。
拓片存檔後，脫脫命文吏院編撰《界碑釋義》，由張謙與漢儒李夫子、蒙古文吏帖木兒共同執筆。三人先“溯源”：查《元史?地理誌》確認北境疆界變遷，比對《至元勘界錄》核實界碑立碑年代至元二十八年），走訪參與立碑的老兵如現居白虎城的原工兵隊趙大勇）記錄口述史。
對“虎嘯北境，冰海為池”兩句，考證尤為細致。李夫子引《詩經?小雅》“虎嘯風生”釋“虎嘯”：“非實指猛虎，喻軍威震懾北境；”帖木兒查蒙古《秘史》注“冰海”：“即貝加爾湖，元代稱‘北海’，冬日結冰如池，故雲‘冰海為池’。”張謙則繪製《界碑地理圖》，標注“冰海”與“北境”的實際範圍，圖文互證。
編撰時堅持“述而不作”原則：對存疑處如藏文某咒符含義）注明“原碑如此，待考”，不妄加揣測。脫脫審閱初稿時強調：“釋義要讓各族人看懂，既講文字本義，更講立碑初心——疆土永固，百姓安寧。”
《界碑釋義》初稿完成後，需經“三審”方可定稿。首審由文吏院同僚交叉審閱查文字訛誤），張謙的同僚發現蒙文“疆域”一詞譯法不統一，當即統一為“兀魯思”元代標準譯法）；二審請軍器坊工匠校驗查地理、器物術語），工匠指出“冰壕”應注“深兩丈，冬冰夏水”，補充防禦細節；三審由脫脫親審，重點審“政治寓意”。
脫脫對“多民族共治”表述尤為關注，將“各族守界”改為“軍民共守”，解釋道：“界碑不分族彆，守碑是所有人的責任。”使虎部落長老巴圖受邀提意見，建議增加“祭碑禮儀”釋文：“讓後人知道立碑不僅是劃界，更是立誓。”這些修改讓釋義既有學術嚴謹，又含治理智慧。
審定後的釋義用漢蒙雙語謄抄，與拓片一同存檔，張謙在跋文中寫道：“釋義非為炫學，為讓後世知此碑為何而立，為何而守。”薄薄一冊釋義，承載著邊疆治理的深層邏輯。
白虎城學堂的講堂裡，李夫子展開副拓片，用竹尺指著碑文：“諸位看這‘永固’二字，是至元二十八年蕭虎將軍親筆所題，筆力剛勁，如城牆穩固。”他將拓片與《界碑釋義》配合教學，先講文字字形漢文橫平豎直，蒙文圓轉流暢），再講曆史背景立碑前北境紛爭，立碑後安寧五年）。
針對不同族彆學子設計互動環節：讓漢人學子臨摹漢文“疆土”二字，蒙古學子認讀蒙文“守護”一詞，使虎部落學子講述祭碑傳說，最後齊誦碑文核心句。李夫子還布置“拓片臨摹”作業，用紅筆圈改：“王小丫的‘固’字最後一橫有力，有碑上的氣勢；阿古拉的蒙文‘家’字圓潤，像我們的氈房溫暖。”
學堂特意製作“拓片摹本”用薄紙覆蓋拓片描摹），供學子反複練習，文吏院每月派人檢查教學效果。張謙旁聽課時，見學子們指著拓片爭論“冰海”在哪裡，不禁笑道：“拓片成了活教材，比空講史書有效十倍。”
白虎城文吏院後院建“石質檔案庫”，庫牆用“三合土”石灰、砂、糯米漿）砌築，屋頂覆三尺厚夯土隔熱防潮）。庫內設“分層檔案櫃”：底層石櫃存拓片防地麵潮氣），中層木櫃存釋義文稿，上層陶罐存備用拓墨鬆煙墨塊，密封防潮）。
拓片保存有“五防”製度：防蛀櫃內放樟腦與花椒包，每月更換），防潮地麵鋪木炭層，每周翻曬），防火庫內禁明火，備沙土滅火），防盜庫門用銅鎖，鑰匙由文吏與軍卒各執一半），防光窗戶糊桑皮紙，避免日光直射褪色）。張謙製定《檢查日曆》：“每月望日查蟲蛀，每季末查黴變，歲末全麵修複。”
對破損拓片，采用“金鑲玉”修複法用淺色紙鑲補邊緣缺損處），修複者需在修複記錄上署名，注明修複時間與方法。張謙對文吏們說：“這拓片是北境曆史的憑證，要讓它比界碑更長久，見證一代代人守邊的故事。”
當正拓片送入大都文淵閣時，元廷下旨嘉獎：“白虎城拓傳界碑文，使北疆治理之法傳於中樞，宜刊印《界碑拓本集》，頒行諸路。”這道聖旨讓張謙與李墨感慨萬千——他們手中的拓片，已從地方性文書變為全國性史料。
在白虎城，拓片的影響更在日常：市集商鋪掛拓片摹本寓意“生意如疆土穩固”），軍營將“虎嘯北境”刻於戍樓激勵士兵守邊），使虎部落祭碑時必帶拓片複製品與原碑對照祈福）。脫脫在年終總結中寫道：“界碑是石頭的史，拓片是紙上的史，兩者同傳，北境的安寧才有根有證。”
春分日的文吏院，張謙展開新拓的界碑拓片，陽光透過窗欞照在“永固”二字上，墨色如漆，筆力如鐵。這張薄薄的宣紙，不僅拓下了文字，更拓下了邊疆軍民對安寧的堅守，在歲月流轉中，成為比界碑更堅韌的精神界標。
本章嚴格依據元代《秘書監誌》《元典章》中文書製度、拓印技術、檔案管理等史料，參考北境多文字碑刻拓傳實例，人物言行貼合文吏、工匠、學者身份，深化文化傳承在邊疆治理中的核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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