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風卷地，草浪翻黃”，巴圖起初譯成“長風刮過大地，草浪變黃”，覺得太直白，少了詩味。他想起草原人說“風過草動”常說“風推草走”，便改成“長風推草走，浪起滿地黃”——既保留蒙古語的直白，又有“浪”的意象，貼合原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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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箭中左翼，不傷其臟”，“臟”字難譯——蒙古語裡“內臟”是“肉身裡的東西”，太粗俗。巴圖想了想，譯成“箭中左翅，不碰心腑”——“心腑”在蒙古語裡有“要害”的意思，既準確又文雅。博羅來看翻譯時，巴圖讀給他聽，博羅點頭：“像我說的話，又比我說的好聽。”
最難的是結尾“草原之力，為護為防；非好殺戮，乃守其鄉”。巴圖起初譯成“草原的力，是護是防，不喜歡殺人，是守家鄉”，覺得太散。耶律楚材建議：“蒙古語重節奏，可改成‘草原力，為護防；不嗜殺，守故鄉’，短句更有力，也像草原的歌謠。”巴圖按此修改，讀起來果然有韻律，像草原人常唱的“牧歌”。
翻譯定稿後，巴圖把漢文與蒙古文抄在同一張紙上，逐句核對。耶律楚材抽查時，問：“‘雕鳴長空’的‘鳴’，為什麼譯成‘叫’？”巴圖道：“蒙古語裡‘雕叫’的詞，有‘響亮、有氣勢’的意思，譯成‘鳴’反而不貼草原的實際。”耶律楚材點頭：“翻譯要‘貼實’，不是‘貼字’，你做得對。”
工部工匠趙德海接到“刻賦於白虎殿東壁”的命令時，正在修複之前科場舞弊案的證據木牌。他立刻帶著徒弟去白虎殿勘察——東壁是青石材質，平整光滑，之前隻刻過《大紮撒》的部分條款，正好有空處刻賦。
選石時，趙德海特意選了塊雲州青石與之前的石虎材質相同），切成三尺長、兩尺寬的石板，打磨得光滑如鏡。徒弟問：“師傅，為什麼不用漢地的大理石？”趙德海道：“雲州青石是草原的石，刻草原人寫的漢詩，更貼實，也讓蒙古人看著親切。”
刻字前，趙德海先在石板上打格子：漢文用“方格”漢詩的規矩），蒙古文用“長格”蒙古文的書寫習慣），上下對齊，中間留一道細縫，不刻意分隔，卻顯清晰。他讓最擅長漢楷的徒弟刻漢文，自己刻蒙古文——趙德海早年學過蒙古文，刻起來雖慢，卻格外認真。
刻“長風卷地，草浪翻黃”時，徒弟的鑿子滑了一下，把“卷”字的最後一筆刻粗了。趙德海立刻叫停：“漢詩的字，一筆都不能錯，錯了就沒韻了。”他用小鑿子一點點修，直到“卷”字的筆畫流暢，才讓徒弟繼續。刻蒙古文“草原力，為護防”時，趙德海特意把“力”字的筆畫刻得粗些，顯草原的厚重。
刻碑的最後一步是“上墨”——漢文用朱砂墨漢地儀軌，顯莊重），蒙古文用鬆煙墨草原常用，顯質樸）。趙德海親自上墨，用軟布蘸墨，輕輕擦拭刻痕，確保每個字都清晰，卻不溢墨。完工那天，夕陽照在石板上，朱砂紅與鬆煙黑相映，既不衝突，又各有特色——像草原的火與漢地的墨，融在白虎殿的壁上。
博羅和吳煥來看刻好的賦，博羅摸著蒙古文的“雕”字，激動得說不出話；吳煥看著漢文的“射而不殺”，對趙德海道：“師傅刻得好，連‘仁’字的筆畫，都透著溫和。”趙德海笑了：“不是我刻得好，是賦寫得好，有魂，刻出來才活。”
白虎殿東壁的《射雕賦》刻好後，蕭虎組織雙廷大臣觀瞻。漢臣們圍著漢文部分，盧景裕讀著“箭出似流星”，讚道：“蒙古考生能寫出這般意象，可見漢詩已入草原之心；”周顯則道：“賦裡的‘仁’，與儒家的‘仁政’相合，這是雙廷文化能合的證明。”
蒙古那顏們則盯著蒙古文部分，合丹王讀著“不嗜殺，守故鄉”，對身邊的阿勒泰道：“博羅這娃，沒丟草原的臉，把咱們‘護草場’的意，寫進漢詩裡了。”阿勒泰點頭：“以前覺得漢詩軟，現在才知，漢詩也能寫草原的勁。”有個千戶甚至問：“能不能把這賦抄下來，帶回去給牧民看看？”
江南士子們也趕來觀瞻。吳煥看著賦裡的“草浪翻黃”，對柳清道：“這是博羅親身經曆的草原，比咱們寫的‘邊塞詩’真實多了。”柳清道：“以後咱們寫江南，也該多寫些真實的事，讓蒙古人也懂江南的好。”博羅站在人群中，聽著兩邊的稱讚，忽然覺得，自己寫賦的事，比考上科舉還讓他高興——他真的讓草原和漢地的人，懂了彼此的心意。
耶律楚材對蕭虎道：“將軍，這篇賦，比任何奏折都管用。現在雙廷的人都在說‘博羅的賦’，沒人再提‘漢文化’‘草原文化’的分，隻說‘大元的文’。”蕭虎點頭：“文化的事，要‘潤物細無聲’，這篇賦，就是那‘雨’。”
蕭虎沒有給博羅“升官”，卻任命他為“雙廷文事司參軍”，負責“草原與漢地的文化交流”——比如幫蒙古子弟學漢詩，幫漢地書生懂草原的事。博羅接到任命時，激動得跪了下來：“謝將軍，我一定好好做，讓更多人懂草原，也懂漢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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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羅做的第一件事，是把《射雕賦》抄成蒙漢雙語本，送到雲州千戶所。牧民們圍著抄本，聽千戶讀蒙古文，有的牧民說：“原來咱們射雕的事，用漢詩寫出來這麼好聽！”博羅還在千戶所設了“學詩班”，教蒙古子弟學簡單的漢詩，用的教材就是《射雕賦》和吳煥送的《漢詩初學》。
他還跟著王恂去江南，給漢地書生講草原的事。在平江府的鄉學裡，博羅指著《射雕賦》的“草浪翻黃”，說：“這是草原的秋天，我們會在這時打草，為冬天做準備；射雕，是為了護羊群，不是為了玩。”書生們聽著，對草原的印象，從“隻會打仗”變成了“會護、會養”的鮮活模樣。
合丹王見博羅做得好，主動把自己的《草原牧歌》抄本送給博羅：“你把這些歌譯成漢詩，也刻在白虎殿上，讓漢人也聽聽草原的歌。”博羅點頭，開始嘗試“牧歌譯詩”——他知道，這不是他一個人的事，是雙廷文化“互懂”的開始。
至元四十四年冬，《射雕賦》成了中都的“熱門”。百姓們圍著白虎殿東壁，有的讀漢文，有的讀蒙古文，不懂的就互相問——張老漢問蒙古牧民：“‘射雕非為殺’是什麼意思？”牧民答：“就是射了雕，不殺它，放了它，為了護羊。”張老漢點頭：“跟咱們漢人‘不殺生’的意一樣嘛！”
書坊裡，《射雕賦》的蒙漢雙語抄本賣得脫銷。江南來的商人買回去，說要“讓江南的人知道，蒙古人也懂漢詩，也懂仁”；草原的千戶買回去，貼在千戶所的帳牆上，教牧民“學博羅，懂‘護’的意”。郭守敬甚至把《射雕賦》裡的“秋草蒼蒼”寫進《虎曆》續編，標注“草原秋收、射雕時節”，讓曆書更貼草原的實際。
蕭虎站在白虎殿東壁前，看著百姓們討論賦的場景，對李默道：“你看，一篇賦，比十道聖旨都能讓雙廷的人走近。”李默道：“將軍是借這賦，告訴大家‘大元的文化，不是誰吞了誰，是誰也能懂誰’。”蕭虎點頭：“以後要多鼓勵這樣的事，蒙古人學漢詩，漢人學草原的歌，日子久了，雙廷自然就合了。”
博羅的《射雕賦》，沒有驚天動地的文字，卻成了至元四十四年秋最珍貴的“治世印記”。它刻在白虎殿的壁上，也刻在雙廷百姓的心裡——讓蒙古人知道，漢文化能裝下草原的勇武與仁；讓漢人知道，草原文化裡也有“護”與“仁”的意；讓大元的治世，在文化的調和中，慢慢走向“共懂、共守、共治”的新起點。
冬日的白虎殿，陽光透過窗欞，照在《射雕賦》的石碑上。漢文的朱砂紅與蒙古文的鬆煙黑，在陽光下泛著光，像兩雙手，輕輕握在一起——這不是“共生”，是“互懂”；不是“融合”，是“共好”，是大元治世最該有的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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