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二全為何為非作歹跨度長達九年之久，看看貴西的地形就清楚了。
烏蒙山脈的褶皺深處，威寧縣的河流如巨蟒般盤繞在峽穀之間。
大小峽穀在陡峭的崖壁間，任意切割出縱橫交錯的深澗。
站在海拔2800米的西涼山頂俯瞰，雲霧在刀削般的山脊間流動，那些看似近在咫尺的村寨，實際要走斷腿才能抵達。
一個直線距離五百米的山坳，可能需要沿著“之”字形的羊腸小道盤旋兩小時，稍不留神就會踩空滑落，滾入百米深的荊棘叢中。
這裡的村落像是被時光遺忘的一隅。2005年縣民政局的統計表上，仍有17個自然村標注著“未通郵路”，其中最偏遠的涼山鄉岩腳組，郵遞員每年隻在彝族年前往一次。
鄉民們取信得徒步六小時到鄉政府，回程時往往還要背回一袋救濟糧。
曾在哈喇河鄉支教的張老師回憶：“第一次去大石頭村，向導指著雲霧裡若隱若現的木屋說‘到了’，結果我們又爬了四十分鐘——那房子建在懸崖凸出的岩石上，山羊上去都打滑。”
90年代的貴州，治安秩序混亂差，社會秩序崩壞，人人提心吊膽。
以黔北重鎮遵義為例，九十年代的街頭什麼犯罪都有人敢乾：吸毒、販毒、強奸、搶劫、凶殺等案件層出不窮，至於賣淫、賭博、拐賣婦女兒童、街頭鬥毆，則早已見怪不怪。
城市如此，鄉村更甚。入夜之後，農民輕易不敢踏出家門半步，生怕“一去不回”。
幾乎每一個村寨都盤踞著成群的癮君子——他們爛命一條，白天敲詐勒索，夜裡明火執仗。
遇到獨身女性，口哨、調戲隻是序曲，稍有縫隙便動手動腳，甚至公然施暴，把原本寧靜的田園變成了烏煙瘴氣的犯罪場地。
而若要在貴州挑出一個“最亂”的地方，省公安廳的檔案裡會毫不猶豫地寫下兩個字：威寧。
威寧彝族回族苗族自治縣，位於烏蒙山腹地，平均海拔兩千二百米，縣境內海拔三千米以上的大山就有四座。
層巒疊嶂之間，大河切割深穀，森林、溶洞、暗溝星羅棋布，地形複雜到連本地人都常常迷路。
正是這樣的“天然迷宮”，成了犯罪分子最理想的藏身之所：毒品在此集散，槍支由此轉運，命案嫌犯一鑽進山溝便如泥牛入海。
山高、林密、洞深，加上民族雜居、貧困交織，令威寧在上世紀九十年代被公認為“全國治安最惡劣的地區之一”。
在烏蒙山腹地的威寧縣，世代流傳著一句老話："官家的告示貼不到石門坎，縣太爺的威風嚇不住抱木山。"
這裡的山民們早已習慣用火銃代替律法，用血親複仇代替官府審判。
海拔2800米的西涼山絕壁上，至今可見當年土匪了望用的石砌碉樓，那些碗口大的射擊孔，像極了山神陰森的眼睛。
1949年深秋，當解放軍的先頭部隊抵達牛欄江畔時，他們遭遇的不僅是槍彈。
更可怕的是那些神出鬼沒的"山耗子"——當地土匪熟悉每處溶洞暗道，能在百米絕壁上如履平地。
據《威寧縣誌·剿匪卷》記載，1950年正月十五，上千名土匪趁著元宵夜突襲縣城，他們用桐油火燒毀了剛成立三個月的縣政府，七名南下乾部被吊死在老銀杏樹上。
直到次年霜降時節，解放軍調來三個整編團，采取"鐵壁合圍"戰術，才最終在羊街河灘全殲殘匪。
戰後清點時，光是繳獲的土造武器就堆滿了整個縣中學操場，其中有明代傳下來的火繩槍，也有用汽車零件改造的"土衝鋒槍"。
在這片"三不管"地界，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早已融入血脈。
六盤水市檔案館裡，一份1953年的社會調查報告記載著令人心驚的見聞：在龍場鎮最偏遠的岩腳寨，十五歲以上男子人人腰彆砍刀；
哈喇河鄉的村民把土匪繳納的"保寨費"稱作"山稅"，就像給朝廷納糧一般自然。更可怕的是那些"匪二代"——1980年代嚴打時落網的悍匪安某，其祖父正是當年被擊斃的"滇黔邊反共救國軍"副司令。
"你問為啥不報案？"86歲的彝族老人阿普木呷坐在火塘邊，用煙杆指了指梁上懸掛的獵槍，"三十年前，多管閒事的李會計全家五口，現在墳頭草比人還高。"
在他布滿皺紋的臉上，凝固著山民們世代相傳的生存智慧：看見滾石要躲開，遇見豺狼要低頭。
這種深入骨髓的畏懼，讓威寧的深山苗寨成了犯罪滋生的溫床，直到新世紀之初，有些村寨仍保持著"有事找族長，無事莫出門"的古訓。
交通不便，導致公安人員辦案效率極其低下，在海拔2200米的雪山鎮，派出所的警用吉普車要開上六個小時才能到達最偏遠的村寨。
1998年的一個雨夜，當民警終於趕到報告凶殺案的岩腳寨時，受害者遺體旁的血跡早已被山雨衝刷殆儘，隻留下圍觀村民木然的眼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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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的生活成本低得令人心驚——在黑石頭鎮的集市上，五塊錢能買一隻活雞，二十塊可以租到帶火塘的土屋住一個月。
這也是各路犯罪分子犯案後隱藏在威寧的原因之一。
更致命的是，雲貴川三省交界的特殊地理位置，造就了天然的管轄真空。
2001年，一個背負三條人命的a級通緝犯在可渡河邊被捕時，他藏身的吊腳樓距離雲南界碑隻有37步，而貴州警方足足花了三年才確認他的具體位置。
縣刑警大隊的老檔案櫃裡，保存著一份觸目驚心的統計表：2003年全縣在冊逃犯692人，其中部督逃犯11人，省督逃犯43人。
這些亡命之徒來自全國27個省份，說著天南地北的方言，卻都默契地選擇了威寧的深山苗寨作為避風港。
最諷刺的是，在龍街鎮某個隻有百來人的彝族村寨，竟然同時藏著廣東的走私犯、湖南的殺人犯和四川的毒梟，活脫脫一個"全國犯罪博覽會"。
警力與罪犯的比例懸殊得令人絕望——2005年全縣能出外勤的警察不足百人，平均每人要負責7.5個行政村。
時任刑偵大隊長的王德海苦笑著回憶："我們最值錢的裝備是台二手桑塔納，追逃犯時經常要借村民的摩托車。"
這種窘迫直接導致了惡性循環：越窮越亂，越亂越窮。直到2008年，威寧公安局的年度經費還不及沿海地區一個派出所的預算……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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