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發現場位於北京西郊一家不起眼的郵電所。
1998年1月23日，距離春節隻剩四天。附近居民第一次目睹這麼多警車閃著紅燈接連停在郵電所門口。行人遠遠駐足，交頭接耳地猜測：郵電所出什麼事了？
警察們神情凝重，進出之間透露著一個明確信息——這家小郵電所裡發生的，絕不是普通案件。
大約十二點五十分，營業廳裡沒有顧客，一片寂靜。門“吱呀”一聲被推開，營業員王玉紅和張平麗以為是來辦理業務的客戶，並沒太在意。卻沒料到，走進來的是一個搶劫者。
他是個年輕人，頭戴黑色帽子，帽簷壓得很低，身穿黑色長大衣，衣領向上翻起，隻能看見一雙不算大、卻異常凶狠的眼睛。他右手握著一把短槍，左手高舉起一個輸液用的玻璃瓶，幾步就衝到了櫃台前。
“我倆當時完全嚇呆了，”王玉紅事後回憶，“就像電影裡演的搶劫銀行那樣。可他拿著那瓶水是做什麼？讓我們喝水鎮定？”男人用槍指著她們，把玻璃瓶“咚”地一聲擱在櫃台台麵上。出乎意料，他什麼也沒說，而是從大衣口袋裡掏出一張約半張信紙大小的字條，扔了過來。
字條上寫著：“我有六發子彈，一瓶硫酸，請勿冒險稍安勿躁，我保證你平安過年。將錢裝入袋裡，動作要快，彆耍花樣，否則格殺不論，絕症患者。”
直到這時，她們才明白瓶子裡裝的不是水，而是硫酸。見她們沒有動作，男人又晃了晃手槍，扔過來一個牛皮紙袋，示意她們往裡裝錢。
兩人被迫就範，打開抽屜，手忙腳亂地將成捆的鈔票塞進紙袋，再扔回櫃台外。一遝厚厚的百元鈔從袋中滑落，掉在地上。不知是沒看見，還是太過慌亂，劫匪沒有去撿。他把槍塞回衣兜，抓起紙袋和硫酸瓶，頭也不回地衝出大門，消失得無影無蹤。
這起發生在光天化日之下的郵電所劫案，引起了警方高度重視。刑警們分析：犯罪嫌疑人目標明確、有備而來，持槍、攜帶硫酸、遮擋麵容，符合預謀作案特征。但和一般搶劫案不同的是：嫌疑人全程不語，以字條代言，用語居然還帶些文氣，甚至出現繁體字，實在反常。
現場勘查並未提取到有價值的痕跡物證，兩位女營業員提供的嫌疑人體貌特征也十分模糊：年輕、偏瘦、穿黑衣……刑偵工作從一開始就陷入困局。
所有的突破口，似乎都落在了那張字條上。文檢專家判斷，寫字之人應有一定文化素養。
刑警們預感，這案子難破，除非出現奇跡。
他叫偉嘉，在朋友和同事眼中，是一個活潑健談、頗有文化修養的年輕人。雖不算英俊，但待人真誠、知識廣博，從莊子哲學到佛學禪理，從唐宋詩詞到西方文學，他都能侃侃而談。
心氣高的偉嘉不甘於廣東小城的平淡生活，早早外出闖蕩。他在廣州做過調音師，在武漢推銷過醫療器材，後來考上了湖南長沙師範學院中文係。1997年2月，他懷著成名的夢想來到北京，希望有一天“偉嘉”這個名字能出現在各類文學家、詩人的名錄中。
為了生計，他學過調酒，並很快拿到資格證書。但他最終選擇的，卻是文字工作——他去應聘一家中央單位報社的編輯崗位，順利通過考試，成為市場部見習編輯。然而兩個月後，因難以適應編輯部氛圍，他選擇離開。
之後，他在海澱掛甲屯租下一間平房，對外聲稱自己要考研，整天閉門讀書寫作。房東老太太時常給他送些吃的，他卻靠朋友彙款維持生活，而那家被劫的郵電所，正是他常去取錢的地方。
1997年5月，他進入一家聲訊台擔任夜間心理谘詢員。一開始，他很喜歡這份工作，在寂靜的深夜通過電話線傾聽陌生人的心事，為他們排憂解難。但久而久之，他發現自己陷入一種重複和虛無之中，個性逐漸被消磨殆儘。他再次辭職，回到那間小屋。
他在日記中寫道：“感情的無遇而壓力日增，跪在冰冷的地板上無淚痛哭……我不甘心，我的心碎了，逝去的靈魂早沒了蹤影可我還要去奮鬥。”
1998年1月9日，偉嘉憑借不錯的文筆和創意，被《音樂生活報》錄用，負責收藏欄目。他決心這次一定要好好工作。但與此同時，另一種念頭也在他心中悄然滋生。
“生活乏味。來點動蕩感吧，調整心態。”“犯罪的念頭引誘著我，隻是也讓我看清明白自己的弱點：怯懦。”“該改變了，拿出勇氣去改變……”
據偉嘉自述，那罪惡的念頭是在一夜之間突然冒出來的。1998年1月22日晚，他編完稿件已近午夜，躺在床上思緒翻湧：理想、父母的期待、朋友的厚望，與一事無成、經濟拮據的現狀形成強烈反差。他突發奇想，決定做一件“大事”來突破心理障礙，證明自己並非庸碌之輩。
他選擇了搶劫。
那晚，他冷靜地選定作案地點——熟悉的掛甲屯郵電所。他戴上手套，在一個撕開的信封背麵寫下那幾行繁體字字句，又找出之前買的玩具手槍和一瓶硫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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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猶豫，沒有阻礙，他一覺睡到天亮。
在案情分析會上，“1.23”專案組刑警們逐漸勾勒出嫌疑人的特征：熟悉環境、避免出聲可能是外地人、作案慌張應屬初次、使用硫酸不符合常理、字條顯示有一定文化……偵破方向從熟悉郵電所的人員入手，逐步擴大至排查使用繁體字的人員。
正值春節，刑警們放棄休假，與郵局職工一起翻查60萬張彙款單和包裹單，尋找繁體字簽名。
奇跡真的出現了。
一張1997年3月11日從廣東揭陽彙往海澱掛甲屯的彙款單引起了注意。附言欄寫著：“殺人償命，欠債還錢，天公地道。”而取款人簽名——“偉嘉”，正是繁體。
刑警立即趕赴揭陽，彙款人李民稱偉嘉是同學，常因經濟窘迫向他借錢。偉嘉當時在《音樂生活報》工作，住在宣武區和平門外。
2月18日，刑警來到報社編輯部。偉嘉正低頭編稿，聽到叫他名字，抬起頭來，臉上掠過一絲驚懼，但很快恢複鎮定。“我是文化人，從來不跟警察打交道。”他說得流暢，手卻下意識地摸向大衣口袋。
刑警迅速上前，從他兜裡掏出一把玩具手槍。偉嘉強笑：“彆緊張，那是我拿著玩的。”警察又從他櫃子裡搜出硫酸和黑色毛線帽。
偉嘉沉默了。他把稿件整理好，對領導淒然道：“我本來是想當個好編輯的，看來現在不成了。”
筆跡鑒定結果確認，搶劫字條上的字出自偉嘉之手。
審訊中，他坦白了一切：衝進郵電所時手在發抖，看見錢掉在地上也不敢撿，生怕對方反抗、怕玩具槍穿幫……搶得4000多元後，他打車繞道回住處，直至數錢時心才稍稍安定。
被戴上手銬押往看守所時，偉嘉哭了。
在後來的交談中，他說自己對不起朋友、對不起那兩位營業員，甚至怕她們因此失業。他說自己是因為“工作壓力、經濟壓力、心理壓力太重”，想要“突破自我”才走了極端。
當被問及作為一名曾勸導他人的心理谘詢員，為何自己卻違法犯罪時，他無言以對。他的日記裡有一句話或許可以作答：“很難說明我這個人，雙重甚至多重性格在我身上互相揉和，不讓我有一絲安寧。”
唯一能走進他內心的，是一位名叫曉婕的女孩。她比他年長，是他視作知音的大姐姐。即便如此，他也從未向她吐露過內心深處蠢動的惡念。事發後，曉婕根本無法相信偉嘉會做出這種事。
“他才華橫溢，本來能成為最出色的記者，”她說，“如果他和我說了，我會幫他。”
孤寂與清高最終害了他。惡念膨脹之時，無人提醒、無人拉他回頭。
在看守所裡，偉嘉請曉婕送來《唐宋名家詞選》和其他書籍，他給獄友講文學知識，還負責編輯監區內的《自新小報》。稿件又一次堆在了他的床頭——隻是這一次，地點換了。
一個本該有光明前途的年輕人，因一念之差，毀掉了所有。他說，如果當初心中有一點法律意識，或許就不會走到這裡。
惡夢醒來是清晨。但願偉嘉能在徹悟之後，真正重塑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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